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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2-27 09:23:16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哪怕是杯水车薪，也有你们这一杯水!
作者：朱学勤
原载：世纪中国

〈本刊编者按〉2005年12月28日，学者朱学勤应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邀请,参加该集团所属民工子弟小学——康乐小学教师座谈，受聘为这个民工子弟小学顾问.现征得朱学勤本人和信孚教育集团同意，将此次座谈发言摘要如下:

我从未接受过社会兼职，但很乐意接受这一聘请。原因很简单，不仅因为你们和我是同行，还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外来打工者的后代。
　　
我们今天中国的城市市民,往前追溯,大部分人,不是父辈就是祖辈，总是一个移民，其中很多人做过民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民工的后代.抗战时,我家乡被日本人扫荡,一把火烧光了房子,父亲牵着我奶奶的衣角,坐小船过长江,到了上海.当时的学校是社会主办,不是政府主办,父亲有幸在上学的年龄能入学,终生受益.两个月前老人家临终,念念不忘的就是“我怎么进入学校”。他回忆，五、六岁的时候在街上，看到一张有字的纸，欢天喜地拿回家，对我爷爷说：“我找到学校了，能读书的学校喽。”我爷爷说，那不是学校，那是教堂的传单。此后父亲进入住家附近的一所小学，和当时校董的女儿同在一个班级。如果当时没有一家学校接纳我父亲，我今天也不知道在那里漂泊，肯定不能在今天与各位见面。那个社会，纵有千般恶，但有一条，在所有小孩受教育权利上，政府没有设门槛，这样才有了移民的后代，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到今天这条路子上，重新回到民工小学，接受这个“顾问”。我后来读的那个小学，非常巧，也是父亲读的那个小学。有一个女教师问我：“你爸爸现在在那儿啊？”回去告诉父亲，父亲说，“哎呀，她可不是一般人，她是校董的女儿呀！”校董的女儿和一个移民的儿子是在一个教室里长大的，后来又作了那个移民儿子的儿子的教师。
　　
每次到广州，都感觉到广东的民间社会比上海活跃。上海虽然繁荣，却是个大政府弱民间。你们有机会到上海外滩就知道，它浓缩了整个世界：西面是二、三十年代的建筑，人称万国博览会，我称是“老欧洲”；对面是浦东，全是崭新的摩天高楼，我把它称为曼哈顿，“新美洲”；在地球仪上，大家知道，把美国和欧洲拉到一起，或者暂时割开的是大西洋，外滩的“大西洋”是什么？就是那条黄埔江。黄埔江的两边，一个是老欧洲，一个是新美洲，整个世界缩龙成寸，就浓缩在那里！但你一离开黄埔江，往北、往南走20公里，就会发现另一个上海，那个上海和外滩的差距不是20年的区别，是50年的差别。让我触目惊心的事情就发生在我家门口，每一次从我居住的小区出来，路过两个小学，一个是公办小学，一个是民办小学，就是你们这样的民工小学，那公办学校放学的时候门口挤满了车接送，农民工学校出来的孩子连个整齐的校服都没有，过马路时无人护送，万一被隔壁那个学校的接送车辆撞上，怎么得了？一墙之隔，公办学校是这样，民办学校是那样，俨然两个上海，两个世界。去年冬天，我妹妹的女儿来我家过寒假，我带她到周围民工住宅地带走一走，小姑娘几乎窒息，走出来后喘一口气：“现在才感觉安全着陆”，可见此前所见对她的冲击。我对她说，“寒假作文你有题材了，就把这句话写进作文里。”
　　
到广州，看到你们这样的校舍，尤其听说你们有12座校车，把孩子送到广州市的河南、河北，很感慨。在上海怎么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那个对比之强烈，让人不能目睹。刚才我对信总、对校长讲，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实施人人受教育的权利，而且在逐步化解这个社会未来的冲突。如果政府不做，又不许民间接盘来做，这个城市不会太平，上百万新移民及其他们的未来子弟，是会有吴广、宋江、鲁智深出现的，（信力健插言：加上现代、后现代包装，会出现格瓦拉）。这些孩子从小在歧视的眼光中长大，怀着对现代文明仇恨报复的心理打量这个城市，感觉不到这个城市现代文明的友好接纳，按红灯记的唱词来说，仇恨入心要发芽，要发芽成古代的水浒，现代的格瓦拉。
　　
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也很说明问题。给我家装修房子有一个民工，很聪明，就是穷。他离开我家不久，有一天半夜突然打电话，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他说他在第二家装修的地方，因夜深返归，被门卫拦住了，进不去。他在上海第二个地方栖身之地，必须设法进那个小区。他看到所有进出小区的小车都不受检查，一溜烟疾驰而过，就问我能不能帮个忙，开车出来，带他进去？我到那里的时候，他蹲在路边暗角里冻得发抖，示意我把车子停得远一点，好让他在门卫视线之外上车。上车后，他坐在后面的位子上，跷起二郎腿，拿张报纸作首长阅报状，门卫毫不阻拦，扬起栅栏，还敬了个礼! 为了这个“礼”，我们两个人在车内笑成一团。他扔开那张鬼报纸，几乎要在车内站起来：“人进去，要盘查，车进去，不盘查，还敬礼！” 这大概是一个民工在一个城市装修十年，享受到的第一个很可能是唯一一次敬礼。我这个民工的后代给另一个民工当一回司机，并不丢人，但是在这种状态下当司机，能让人笑得出眼泪。
　　
我到广州是来中山大学开会，待一会还要回到会场上去。那个会议题目叫做“2005年中国政治发展研讨会”，邀请了农民维权调查专家于建嵘，他从美国赶回来，给我们的报告是，2005年农民上访有什么新的特点？总的来说，是走向对抗，走向暴力。还请来了全国总工会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一个专家，谈“工人维权”也出现了类似危机。
　　
上午我在会场想，我们实际上已经处在一根链条的最末几节。下午在这里，似乎又走到了这根链条的开始几节。你们是在社会分裂甚至酝酿社会冲突的上游，每天在消化、至少是缓解这些冲突，让我们的孩子带着正常、健康的心理融入到这个社会，融入现代文明。各位老师功德无量，不光是传授知识、为民工父母解决后顾之忧，实际上在培养现代文明最根基的部分，你们是在化解可能引起文明自焚的那些冲突。刚才两点钟开门的时候，我和老信、校长，三个成年人去开校门，外面7、8岁的小娃娃嘻嘻哈哈地打闹着，拍打着校门，挤着闹着要进门，我们能感觉到他们推门的力量，就是一群孩子，合力也很大。我们三个人都被他们冲得连连后退，老信连声说，快开门，快开门！20年以后，如果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他们要推开一扇大门进去的话，不要说三个人，就是站满一排武警，你看拦得住，拦不住？肯定拦不住。
　　
感谢校长，感谢各位老师，你们是在做功德无量的事情。这个小学的老师和普通公立小学的老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们是正常的知识传授，而你们除此而外，实际上正在做更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如果30年、40年以后，我能不受阻碍地如实书写当代史，说我们这个社会在21世纪之交，怎么渡过人均GDP3000美元的多事之秋，侥幸没有出现陈胜、吴广、格瓦拉，首先应该感谢谁？首先应该向你们在座的这些民工子弟小学的教师致谢。是你们帮助这个社会在化解转型期危机，哪怕是杯水车薪，那里面也有你们今天的这一杯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