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鲁迅研究)

伊水湄黛

中国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鲁迅研究)

中国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

第一讲 鲁迅研究



导言：

这一专题是从四个方面来讨论、评价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转型期的地位及意义。

一、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彷徨》在现代文学史的地位；

二、如何看待鲁迅在传统批判中的偏激；

三、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否丑化了中国人；

四、鲁迅对现代化的思考有哪些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关注；



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彷徨》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同时又是中国现代小说成熟的标志。

1、《呐喊》《彷徨》的简况：

《呐喊》是鲁迅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1923年8月由北京新潮社出版，收14篇小说；《彷徨》是他的第二部小说集，1926年出版，收11篇小说。鲁迅说过，他是抱着启蒙主义的目的来写小说的，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但因写作年代不同，受当时社会环境、时代风潮的影响，鲁迅这两部小说集的创作心境和运用的创作方法、表现手段也不尽相同。

《呐喊》中的作品，大都写于“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要为新文化运动助阵振威，取名《呐喊》，意指作者受新文化运动的鼓舞，“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集子中的作品明显地保留着作者于“五四”高潮时期，在结束了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奋起呼喊的特色。在艺术上，吸收和借鉴外国小说的创作方法与表现手法，因此，《呐喊》集中的作品以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令人耳目一新。其所收的14篇作品的篇目是：

《狂人日记》（1918年4月）

《孔乙已》（1919年3月）

《药》（1919年4月）

（以上三篇发表于五四运动前）

《明天》（1920年）

《一件小事》（1920年）

《风波》（1920年）

《故乡》（1921年）

《阿Q正传》（1921年）

《端午节》（1922年）

《白光》（1922年）

《兔和猫》（1922年）

《鸭的喜剧》（1922年）

《社戏》（1922年）

《彷徨》写于“五四”退潮期，鲁迅经历了新文化阵营内部的分化过程，他在《题（彷徨）》诗中写出了当时苦闷心情：“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于是他反忧愤深广的呐喊，转变为对改造社会的深沉思考和不倦探索。在艺术上，“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这本小说集闪烁着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的光彩。《彷徨》所收的11篇作品的篇目为：

《祝福》（1924年）

《在酒楼上》（1924）



2、两部小说集的基本内容（主题）：体现“五四”启蒙运动和思想革命的要求。

“五四”启蒙运动和思想革命的要求：在意识形态尤其是价值观领域彻底反对封建的伦理思想，打破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专制主义文化的束缚，击退辛亥革命后愈加嚣张的尊孔复古逆流，唤醒民众，解放国民精神，推动社会的革新进化

两部小说集大致体现的内容是：

（1）对封建制度和礼教的彻底揭露和批判。如：

《狂人日记》：是写旧家庭制度和礼教“吃人”问题。

《狂人日记》一方面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凶残性，由封建礼教所维系的旧家族中，就是父子、兄弟、夫妻之间，也存在着互吃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揭穿了“仁义道德”的极端虚伪性。而使作家感到痛心的是许多人并没有这样的觉悟，“历来惯了，不以为非”。而且许多人自己正是被这样残酷地吃掉的，“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而一旦有机会，这被吃的竟也会去吃人。这是多么可悲！

《狂人日记》通过狂人之语，不仅表现了彻底批判封建道德的勇气，痛快抒发叛逆反抗之声，也表现了鲁迅的“忧愤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表现了他以创作改造社会和人生的总体精神。

《长明灯》：揭露封建礼教的顽固，表现反封的勇气。

《孔乙已》《白光》：写旧教育制度——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残杀，抨击封建制度文化的“吃人”本质。

《祝福》：写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残害；

（2）对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关注。如：

《药》：写华老栓用血汗钱买人血给儿子小栓治痨病，孩子却死了，而治病的人血却是革命者夏瑜的血。作品点出革命者为民族复兴而英勇献身，然而结果不过是用自己的血，做了愚味群众的送命的药。（鲁迅把群众对革命冷漠的现状写出来，是要告诉活着的的夏瑜们，唤醒民众是当务之急）

《风波》：小说以民国六年（1917）七月张勋复辟的闹剧为背景，围绕鲁镇船夫七斤因被革命党剪了辫子，怕被坐了龙庭的皇帝杀头而引起的一场虚惊，写出辛亥革命，并没有革掉农民头脑中的封建观念，农村存在着帝制复辟的思想基础。小说结尾写出复辟失败，七斤家的“风波”平息后，一切又恢复了旧态，九斤老太照样发着“一代不如一代”的怨言，七斤的女儿六斤又被裹了小脚，生活仍如一潭死水。作品真实地描绘出辛亥革命没有启发农民觉悟的批判。

《阿Q正传》：写国民的麻木、愚弱的精神状态；点明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

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就是在悲惨的处境中，不正视自己的奴隶地位和处处失败、备受屈辱的现实，而是用自轻自贱、妄自尊大、忌讳谈缺点、以丑为荣等种种自欺自骗的手法，以虚幻的胜利来求得精神上的片刻麻醉、满足和解脱。比如他时时挨打和受欺侮，或者以“我是虫-——还不放么？”自甘屈辱；或者以“儿子打老子”自我安慰，自以为得胜；或者转向更弱者小尼姑泄愤出气；或者干脆“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于是立刻“转败为胜”。这种“精神胜利法”其实就是一种精神麻醉法，它使阿Q永远不能奋起为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而抗争，直到他被绑赴刑场时，竟“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很快就处之泰然，并向围观的人群呼喊“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精神胜利法”使他浑浑噩噩地生，也使他稀里糊涂地死。他的至死不悟何其令人痛心！

在《阿Q正传》里，鲁迅不掩饰对辛亥革命的失望：辛亥革命虽然在种族革命上取得了成功，但革命党人忽略了对民众的思想启蒙。革命党人为了变革社会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阿Q在亲眼目睹清政府以暴力镇压革命、用屠刀杀害革命党人之后却连称“好看”，回到未庄后还津津有味地宣传：“你们可看过杀头么？……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还扬手当刀“照着伸长脖子听得出神的王胡的后项窝上直劈下去道：‘嚓！’”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实！

阿Q想参加革命的目的，就是想借机捞点财物，复仇，再就是挑个女人。凡是各他过不去的都是仇人，没有什么真正属于民主革命的思想观念；他对女人的观念是：“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哪里，——可惜脚太大。”（反映出阿Q充满着陈腐的封建习俗观念）在阿Q式的革命的艺术描写中，我们不难感悟到：鲁迅深感失望的，正是阿Q们仍在昏睡之中，革命党人并没有唤醒他们。

《示众》：这篇小说很独特，没有故事情节、人物刻画、景物描写，只是通过围观犯人的一个场景，写出国人的麻木。

（3）对变革时期几代知识分子道路和命运的探讨。如：

《孔乙已》中的孔乙已和《白光》中陈士成都是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屡试不第而穷愁潦倒的旧式读书人，但从未动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信念。孔乙已在贫困中始终不肯脱下显示读书人身份的破长衫，除了能背诵四书五经中的句子和知道“回”字有四种写法外，没有生存的本领。陈士成十六次未考中秀才，却执迷不悟地做着托庇祖宗荫护、当官发财的黄粱美梦。结果孔乙已被丁举人打断了腿而穷死，陈士成鬼迷心窍地投水而疯死。科举制度成了-害读书人灵魂的无形的软刀子。孔和陈的悲剧，不仅形象地暴露了封建教育和科举制度的弊害，而且也宣告它的气数已尽。

《肥皂》中的四铭是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文人，《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则扛着“新派”人物的招牌，实际上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新国粹派的干将。他们“卫道”的外衣掩盖着卑劣丑恶的灵魂。四铭对路上行乞的孝女动了淫邪念头，他从光棍所说“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的话受到启发，便下意识地买肥皂给妻子，以“移花接木”。高尔础本来就是个“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的流氓文人，他受聘到贤良女学校上课，是为怀着淫秽的意图看女学生。鲁迅怀着厌恶和憎恨的心情，以嘲讽的笔调，戳破这帮守旧文人道貌岸然的面具，淋漓尽致地揭露他们肮脏的心思和种种丑态。

五四退潮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队伍发生分化，鲁迅目睹落伍者怎样挣扎，但最终逃不掉被黑暗社会所“同化”或吞噬的命运，将自己极强烈的情感融进艺术形象之中，写出了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和子君等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

在描写这类知识分子时，鲁迅不是着意写他们的生活故事，而是写他们的思想经历和心灵创伤。其基本主题是“梦醒了无路可走”。他们都是已经觉醒或曾经觉醒。觉醒而企图唤醒别人的知识者在小说中是以“狂人”“疯子”的形象出现的。

《药》中的夏瑜在牢里劝牢头造反，结果被牢头打了一个耳光，并被喝止道：“你疯了！”《长明灯》中疯子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他向群众启蒙的努力是招致群众的迫害。因而鲁迅写这些小说时常常有浓重的寂寞和悲哀感。一个把先觉的知识者视如狂人疯子的环境当然就有将这些知识者逼回庸众的“正常”队伍的力量。现实正是这样，觉醒者不是“狂人”和“疯子”，就容易变成“孤独者”或性格扭曲的人，除非他又“然已早愈”般地“正常”起来。《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是一个脾气乖张的人物，他无端地生气，愤世嫉俗，那是因为他曾经是一个辛亥革命时期的斗士，而现在有一种沉重的失落感所致。他想起一起奋斗过的“故人”，“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渡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端午节》中方玄绰与《在酒楼上》的吕纬甫是同一类人物。

《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都是辛亥革命时期先觉的知识分子，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都曾意气风发地指点国是，参加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那时的吕纬甫曾勇敢地破除迷信，纵谈天下大事。魏连殳则主张“家庭应该破坏”，常发表“没有顾忌的议论”，见解“奇警”，表现出对旧礼教的蔑视与反叛。然而，由于他们身上还保留着文化的负累，又脱离了群众，单枪匹马地反抗旧社会，便不敌强大的黑暗势力。战败之后更失掉了原先的理想和锐气，吕纬甫落荒而颓唐，“敷敷衍衍，模模糊糊”地生活，在迁葬、送剪绒花一类小事上空耗才能，打发空虚、无聊的时光；魏连殳投奔军阀，走向堕落，在玩世不恭、自暴自弃和醉生梦死的生活中孤傲地进行慢性自杀。这两篇小说对20世纪第一代觉醒者和落伍者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斗争方式，以及脆弱的心理和摇的性格，进行了含泪的批判；这种批判闪耀着作者自我省察、自我探索的折光。鲁迅在鞭挞和否定导致吕、魏颓唐、堕落的黑暗社会的同时，还深切地揭示出：在风雨如磐的年代，知识分子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是何等艰难。

《伤逝》是鲁迅以诗一样的语言写成的悲情缱绻的诗体小说。故事发生在“五四”时期，小说的主人公涓生和子君都是深受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知识青年。他们敢于冲决森严的礼教罗网，自由地恋爱，勇敢地同居，子君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掷地有声的话语，便是她大胆反抗自古以来一直被妇女奉为圭臬的“三从四德”的宣言。但是他们为之奋斗的，只不过是一已的爱情生活。而新家庭建立起来之后，积淀在他们文化心理上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便-现出来。子君陶醉于安定、宁静的家庭生活之中，渐渐地成为一个平庸的家庭主妇。涓生虽然厌倦了这种平淡无味的家庭生活，但却没有与子君共同努力创造一种有意义的新生活。他对子君从隔膜、疏远，直到把她看作是累赘，致使爱情的裂痕日渐加深，共同生活的基础发生动摇。所以，当黑暗势力向他们伸出魔爪，涓生失业后生活出现危机之时，他们便不能同舟共济，自私怯懦的涓生失去了“携手同行”的勇气，萌生了救出自己的分离念头，对子君宣布“我已经不爱你了！”从旧家庭中冲出来的子君，又被顽固守旧的家庭接了回去，最后憔悴而死。而涓生也在失败中静思默察，深刻反省，并带着心灵的创痛，准备向新的生活跨出去。鲁迅艺术地揭示酿成这一悲剧的根源。他在杂文《娜拉走后怎样》中曾论述过“经济”与“自由”的关系，以及妇女解放等问题，透辟指出“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子君正是因为经济上的依赖导致人身上的依附，所以她不但没有成为合乎时代潮流的“新女性”，而且在小家庭中也没有取得与涓生平等的地位。鲁迅的深刻之处在于，当20年代几乎所有作家众口一辞地歌颂个性解放时，他独具只眼地发现，又形象地指出：单凭个性解放，在与中国顽固的封建观念较量中难以取胜，结果往往是悲剧性的。
由此，我们可体会到鲁迅作品的基调是“忧愤深广”。其形成的原因：

（1）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和角度，以现代意识对现代生活进行观照，而且极力关注的是社会变动和文化转型时期人的精神困扰和出路等问题，表现出忧愤的情怀；

（2）鲁迅对现实对未来的态度：不乐观，不激进，甚至有些消沉，但非常清醒、冷静，而且有深入的体察和思考；

（3）鲁迅写作时的心境：为着排遣“苦的寂寞”

伊水湄黛

3、为什么说《呐喊》与《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与成熟的标志。

（主要从两部小说对传统文学有哪些突破性的变革，从而完成了小说的形式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这个角度来理解。）

（1）“表现的深切”——在小说题材、小说模式方面的变革。

传统小说的特点是：追求奇特、曲折的情节，讲求传奇性和故事性，人物大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或者神仙鬼怪；

《呐喊》、《彷徨》中的大部分作品，则是取材于普通的日常生活、普通的人，并为普通农民塑像，这对传统小说来说是一个大胆的突破，具有先峰的性质；

鲁迅在30年代谈及自己的著作时，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正是从这样的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出发，鲁迅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

鲁迅在表现他的小说主人公时，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就是关注病态社会里人的精神“病苦”。

《药》写华老栓一家的精神愚味；

《故乡》写闰土心灵的麻木；

《明天》写单四嫂子失去儿子后的孤独与空虚；

《祝福》写祥林嫂对地狱的恐怖；

《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写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与危机；

（2）从普通平凡的人事中，发现和体悟生活的内涵；发现和体悟那“一切的永久的悲哀”。（传统小说让你产生距离，放松）

（3）揭示灵魂的深。

传统小说不善于描写人物的心理，而是注重通过人物的言行来刻画人物的性格；注重写人物的心理，写人物的灵魂，是现代小说显著的特征之一。

由于鲁迅对人的精神创伤与病态的无止境的开掘，使鲁迅的小说具有一种内在性，显示灵魂的深。

《孔已已》：对“窃书”的振振有词的辩解，对屡试不中的羞愧难当的支语——被科举功名毒害的心灵；

《在酒楼上》：对迁葬的认真与对顺姑的死，写出意志的消沉；

《故乡》中的一声“老爷”表现出闰土的思想状况；被封建等级观念所吞食

《阿Q正传》

《肥皂》以精神分析法写出四铬的潜意识和性心理；揭示了假道学的灵魂深处；

《祝福》失去儿子后，见人就说：“我真傻……，”写出祥林嫂心灵的伤痕；

鲁迅的小说实际上是对中国人（首先是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灵魂的伟大拷问，深刻地显示了他的小说的现代性。但是鲁迅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社会，由此而开掘出“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封建社会不仅是对人的肉体的摧残，更是“咀嚼人的灵魂”。

为了表达这一主题，鲁迅在小说里运用了独特的结构模式来体现，那就是看与被看。

《示众》中的人物就是展示一种看与被看的关系：一面看别人，一面被别人看。这是带有象征的意味。在其他的小说中都具有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分为两种情况：

（1）发生在群众与群众之间。

《祝福》中，祥林嫂的阿毛不幸被狼吃了，她到处向人倾诉自己的痛苦，在这里，鲁迅写了人们的反应：“这故事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起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地评论着。”祥林嫂的不幸并没有引起真正的理解与同情，却通过“看（听）的行为，转化为可供消遣的“故事”：这些乡村老女人们正是在“鉴赏”他人的痛苦过程中，鉴赏自己的表演（流下那停在眼角的眼泪），并从中得满足（自我崇高化），同时又在叹息、评论中，使自己的不幸与痛苦得到宣泄、转移以至遗忘。而在别人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成为“渣滓”以后，就立即“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这类情感与行为方式表面上麻木、混沌，实际上是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忍。于是，在这类小说中，在“好奇”的看客看被看者的背后，常常还有一位隐含的作者在看：用悲悯的眼光，愤激地嘲讽着看客的麻木与残酷，从而造成一种反讽的距离。

《孔乙已》

《阿Q正传》

（2）先驱者与群众之间。

《药》

《孤独者》

《狂人日记》



（4）小说的艺术格局和语言对传统的突破与创新。

传统小说的格局讲求对故事的全程叙述，而且基本是单线发展，对生活缺乏深入的揭示，也不注重人物的心理刻画。20世纪初期的一些小说家也在努力寻找和创造适应反映现代社会生活内容的小说新形式，朝通俗化迈进了一大步，但仍跳不出章回体形式的窠穴。鲁迅博采西方小说艺术之长，以新颖别致的艺术形式和鲜明的现代特色，实现了中国小说艺术从古典走向现代的根本变革，创建了20世纪小说的民族新形式的格局。在谋篇结构上学习和借鉴西方小说体式灵活多变的长处，摆脱中国传统小说惯用的单线纵向结构方式的束缚。从《狂人日记》到《离婚》，他所写的每一篇小说的表现格式和结构方式都不相同。

《狂人日记》之所以被称为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注重有头有尾、环环相扣的完整故事和依次展开情节的结构方式，而以13则“语颇错杂无伦次”，“间亦略具联络者”不标年月的日记，按照狂人心理活动的流动来组织小说。在艺术表现上，作家不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去描述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而是通过主人公的自由联想、梦幻，直接剖露他的心理；也不像传统小说那样，作者的叙述（介绍人物、铺陈情节、描写环境等）和作者对人物的心理描写之间界线分明，而是使作品中所有叙述描写都带有主人公的感情色彩，都渗透于主人公的意识活动之中。而《狂》尤其富有创造性的尝试，小说“日记本文”采用了白话文体，却又精心设计了一个文言体的“小序”，从而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叙述者，两重叙述，两重视点，构成一个反讽的结构。

《孔》在小说叙述者的选择上煞费苦心。小说的核心孔与酒客的关系，已经构成了“被看/看”的模式；在这个模式里，作为被看者的孔（知识分子）的自我审视与主观评价（自以为是国家、社会不可或缺的“君子”，“清白”而高人一等）与他们在社会上实际所处的“被看（亦即充当人们无聊生活中的”笑料）地位，两者形成的巨大反差，集中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与命运的悲剧性与荒谬性。但作家并没有选择孔或酒客作为小说的叙述者，而是别出裁地以酒店里的“小伙计”是充当叙述故事的角色。这样，他就可以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同时观察与描写孔的可悲与可笑，看客的麻木与残酷，形成一个“被看/看”的模式，以展开知识者与群众的双重悲剧。而小伙计自己，随着小说的展开，也逐渐参与到故事中来，先是“附和着笑”，后又冷酷地拒绝了孔教自己识字的好意，从而构成了一个被看客同化的精神悲剧。他的背后正有隐含作者在“看”，从而形成第三个层面上的“被看/看”的结构。而读者在阅读的开始是认同于同于叙述者的有距离的旁观态度的，但随着叙述的展开，就逐渐远离叙述者，而向隐含作者靠拢，从小说外在的喜剧性中看到了（体味到了）其内在的悲剧性。读者、隐含作者、叙述者与人物就置身于如此复杂的小说叙述网络之中，呈现出既非单一的，又是动态的复杂心理、情绪、美感反应。而这一切复杂性又显现于极其简练的叙述语言与极其舒展的叙述风格之中：这正显示了鲁迅非凡的艺术创造力。

《祝福》不依先头后尾的旧规，采用倒叙的结构方式。

《示众》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作者截取生活的一个横断面，以鸟瞰式的结构方式，把众多看客的冷漠、麻木与无聊，展现在读者眼前。

《伤逝》是一种抒情独白体。其重心可能不在那失败了的爱情本身，而在于涓生明确意识到与子君之间只剩下无爱的婚姻“以后”，他所面临的两难选择：“不说”出爱情已不存在的真相，即是“安于虚伪”；“说”出，则意味着“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对方，而且确实导致了子君的死亡。这样的的结构设置，深刻地写出了人生的精神痛苦。这类无论怎样都不免空虚与绝望，而且难以逃脱犯罪感的“两难”，正是终身折磨着鲁迅的人生困境之一，直到逝世前他还写了一篇《我要骗人》，表露他渴望“披露真实的心”，却还要“骗人”矛盾与相伴随的精神痛苦。

鲁迅一直在探索主体渗入小说的形式。《在酒楼上》与《孤独者》中，他又做了这样的尝试：小说中的叙述者“我”与小说人物是“自我”的两个不同侧面或内心矛盾的两个侧面的外化，于是，全篇小说便具有了自我灵魂的对话与相互驳难的性质。《孤》中“我与魏相识一场”，“以送殓（魏为祖母）始，以（我为魏）送殓终”，正是暗示着“祖母——魏——我”之间的深刻的生命的联系。而我与魏的三次论争：关于“孩子的天性”、关于“孤独的命运”、关于“人活着的意义”，也是显示了鲁迅自身的矛盾与困惑的。这都是“灵魂的深”的开掘，构成了鲁迅小说诗性的丰富内涵。

由于鲁迅能独立地按照其所要表现的生活内容和自己的艺术个性去进行灵活的艺术熔裁，小说的体开手法不断有新创造。“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莫不给青年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许多人们上去试验。”（茅盾）

鲁迅又深得传统小说精髓，常用古代小说的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人物，语言简洁、凝炼、含蓄、准确，蕴含着传统文言小说所特有的韵味。所以，他的小说既是现代的，又是民族的。

如何看待鲁迅在传统批判中的偏激。

1、问题的提出:80年代以来，国内外有些人对鲁迅提出了很多批评。主要的焦点是认为鲁迅“全盘否定传统，割裂了传统文化”。

2、指责鲁迅“全盘否定传统”的原因：

（1）鲁迅在五四时期对传统确实是采取彻底否定、决绝的态度，与同时期的胡适、周作人不同；（胡适对传统的态度是比较温和的，周作人前期比较激烈，后期趋于平和并主张继承传统）

（2）指责鲁迅的人只是从鲁迅的文章去看，而没有结合当时的“语境”与鲁迅否定传统的目的来看；

（3）指责鲁迅的人只看到鲁迅对传统否定的一面，没有看到鲁迅对传统的“价值重估”的态度及对传统文化整理的结果；

3、理解鲁迅这种偏激态度的历史“语境”；

新文化运动热潮过后，有人提出重新“尊孔读经”，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学衡派提出“阐明真理，昌明国粹”等，而当时实际上传统文化已是严重地牵绊着中国社会的进步，要觉醒，要奋起，必须要彻底打破传统中的痼疾。在破坏中，启蒙主义者往往表现得有些激进，有些矫枉过正，这也是文化转型期的一种常见现象。

4、不能用当代的观点去衡量鲁迅所说的话；

伊水湄黛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笔记（一）

第一讲 鲁迅研究四题
1、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往往表现得非常决绝，甚至偏激，应当如何看待这种态度？结合具体的作品加以分析。
答：鲁迅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是严厉的，是决绝的态度，甚至很偏激。最典型的，也是大家熟悉的，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通过狂人之口，把中国历史、文明高度概括和比喻为“吃人的筵席”，而传统中国就成了“安排人肉筵席的厨房”。《狂人日记》用“吃人”来概括中国传统，主要是一种象征的说法，但的确又是一种猛烈而深刻的批判，是极带义愤的攻打和否定。鲁迅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常采取与惯常思维不同的逆反评判。这可能让人震撼、惊愕，虽然不习惯却又觉清醒，思路别开生面。鲁迅有意用这种逆反式的评判去警醒人们，挣脱被传统习惯所捆绑的思维定势，揭示历史上被遮蔽的真实，正视传统文化中不适于时代发展的腐朽成分，在鲁迅所处的那个年代，是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的时代，为了警醒人们，当然最好是大声疾呼，这样，有时他就难免要表现为“有意的偏激”。所以，“吃人”也好，“不读中国书”也好，这种急需突破传统的态度，即使有些偏激，也是符合那时代变革需要的。
2、就《阿Q正传》或其他作品为例，评析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其及价值。
答：我们读《阿Q正传》，看那小说中“丑陋的中国人”的代表，有时会不舒服，甚至感到恶心，因为这真是给我们的同胞揭了短，露了丑。但你仔细想一想，这又的确是真实的，一种毫无伪饰的真实。就如鲁迅所说，这作品的目的就是要写出国民沉默的魂灵来。中国人的这种精神疾患久矣。我们司空见惯了，见怪不怪，都麻木了，但鲁迅却要真实说出，通过阿Q我们重新发现了自己，以及我们周遭的许多落后的行为习惯，乃至心理模式、民风民性。如“以祖业骄人”，总是向后看，摆“先前阔”，如比丑心理，癞疮疤竟也可以作为骄傲的资本；如自欺欺人的健忘症，不能正视失败和衰落的精神胜利法，还有那想睡上秀才娘子宁式床的精神弊病等等。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深刻的，但又并非居高临下，他总是带着自己深切的生命体验，带着无限的悲悯和无奈，去表现和批判他所置身的那个病态社会。
3、怎样理解《呐喊》《彷徨》既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同时又是成熟的标志。
答：《呐喊》《彷徨》既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同时又是成熟的标志，它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题材的变革。〈呐喊〉〈彷徨〉中的大多数作品，取材都是现实中常见的事，普通的人，是日常人们的司空见惯的平凡不过的生活，而“五四”时期之前的传统小说，极少有普通平凡的角色，历来都追求奇特曲折的情节，讲求传奇性和故事性，长于娱乐性，但比较远离现实。
二、独特的艺术想象和构思。《呐喊》《彷徨》极大的魅力，还在于偏向从普通平凡的人事中，发现和体悟那“一切的永久的悲哀”，这就是所谓艺术的陌生化。作家通过他的作品的描写，让读者重新打量自己所熟悉的甚至是因为司空见惯而已经有些麻木的生活，获得某种新的体验和想象。
三、揭示灵魂的深刻性。传统小说比较类型化，不善于人物的心理刻画。鲁迅小说则下好在这方面突破，非常重视写人物的心理，尤其是国民精神上的痛苦。鲁迅擅于勾画出国人的灵魂，深掘精神上心理上的病苦，对传统的尖锐批判，对病态国民性入骨的分析，都贯彻于小说创作之中，对于这种注重写灵魂，注重揭示心理之深的表现，是小说向现代转型的显著特征之一。
四、鲁迅小说艺术格局多采用“横切面”的艺术方式，叙述角度突破了传统小说的单一，不再局现于第三者人称的全知视角，而尝试了第一人称叙述，双线结构，反讽结构，以及抒情独白体，类散文体，类独幕体等等多种体式和手法。在语言方面，鲁迅小说有诗一样单纯的韵味，却又精粹、凝练、含蓄，可以反复欣赏，越读越有味。鲁迅能独立地按照其所要表现的生活内容和自己的艺术个性去进行灵活的艺术熔裁，小说的体式手法不断有新的创造。

伊水湄黛

一、鲁迅的思想
鲁迅是在亲身经历的个人家庭的衰败和困顿、时代社会的腐败和无望从而产生的困惑、挫折和失败中，经过一次次的灵魂拷问和精神探索，逐步建立起自己独立的思想，并走向文学道路的。
鲁迅的思想重心放在“立人、立心”的“文化-精神”改造观念上。
在反思传统文化的弊病方面，他猛烈抨击历代统治者的文治武功“治心”手段对人心的残害，认为这是中国文化衰落的根由；同时赞扬那些历史上敢于反抗现实，特立独行的“中国脊梁式”的人物。在借鉴、吸收外来的思想态度和实践上，他看重西方19世纪以来具有独立人格和反抗现实精神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翻译介绍跳动着“真实的心”的文学作品，以期达到通过文学进行心灵交流，使中国融入世界文学和世界思想的目的。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上，他也坚持不从理论、条条框框来衡量作品，而是看作品是否体现了人的本心；在自己的创作中，也一样真实地表白内心，甚至“抉心自食”，以至达到了思想内容的无比深刻。
鲁迅以坚韧的“精神战士”形象，努力克服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虚无态度和绝望情绪，执着于自己经历的人生和现实，在文学创作、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等方面，为20世纪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发展作了具有经典性的杰出贡献。
二、小说创作
1918年《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鲁迅的《狂人日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它以鲜明的现代小说特征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开辟了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新时代。之后鲁迅在1918年至1925年连续创作了26篇小说，结成《呐喊》《彷徨》两部小说。

（一） 题材开掘的深刻性
鲁迅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
鲁迅的小说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以浙东市镇为主要活动场所的乡土世界。他通过《故乡》、《药》、《阿Q正传》，《祝福》、〈离婚〉、《明天》等小说描述了一些农民形象。在描述下层人民生活苦难的同时，正面描写了他们精神上的愚昧和在封建权势压迫下的不幸人生。作为中国旧社会的缩影，暗示出旧的文化和社会秩序的溃败、昏暗、了无生气的时代背景。而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这些人物形象则在不同层面代表了中国民众苦难的生存状态和麻木不觉醒的心理状态。通过一农民题材的广泛展现，鲁迅描绘出了旧中国这个病态社会中的病态人物。
鲁迅描绘的另一主要题材是知识分子。鲁迅主要讽刺传统文人的迂腐、“无行”和“无文”。鲁迅又刻画了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类知识分子即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
在处理这两大类人物题材上，鲁迅的眼光是独特的。A、没有用过多笔触去展示他们的现实生活状况和图景，或直接写实地描摹具体的人与事，而是把笔触直指人物的内心状态和精神世界。B、对知识分子的描绘重心在于他们作为孤独者，出于拯救民众却被民众吞噬的绝望境地的精神痛苦和“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生存境地。体现了一种显示灵魂的内在性，逼迫读者与小说中的人物，连同作家本人、正视人心、人性的卑污，承受灵魂的拷问。C、还具有自觉的主体渗透意识，即把自己摆进小说中，无情地解剖自己。这种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伟大拷问，是鲁迅“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是小说现代性的独特表现，也是鲁迅小说的经典意义之一。
（二） 情景结构的独特性
形成了“看/被看”和“去——归——去”的典型模式 。
〈示众〉是“看/被看”模式的典型代表。这个小说只写了一个场面：看犯人。小说不着重刻画人物，主要写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氛围。在这个相互对峙的关系中，“看客”及其心态展现了国民的劣根性、愚昧和麻木，是中国民族文化精神沦丧的象征。而被看者则有两种类型：一是不幸的普通群众的不幸成了人们鉴赏和聊天的谈资。二是先驱者本为拯救民众而奔波、奋斗甚至献身，而他们的牺牲恰恰成为群众观赏的对象。
“去——归——去”的模式在鲁迅小说中也可称为“归乡”模式。如〈祝福〉、〈故乡〉、〈在酒楼上〉〈孤独者〉的小说中表现突出。这些小说中的“我”都是早年离开故乡到城市去寻找希望和现代文明价值的知识分子，回到故乡来寻梦，但现实的乡村图景把他们的梦打破，使他们再度远走。
在这类小说的结尾，鲁迅又作了相似的处理，主人公走出绝望，向绝望作抗战。
（三） 叙事艺术的独特性。
茅盾评价鲁迅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鲁迅叙事艺术的独特性突出表现在他试行新的叙述视角或新的叙述方法时的独创才能。
首先，与五四时期其他主观抒情的作家相比，鲁迅有意识地发展了“小说叙述者”的艺术。在〈孔乙已〉中通过这种间接的叙述层次，鲁迅进行了三重讽刺：对主人公、对看客、对毫无感受力的代表看客声音的叙述者“我”。小说把批判剖析的锋芒指向了民众精神世界和启蒙者的尴尬处境，也表现出启蒙的重要和启蒙运动的悲哀。
鲁迅小说中的叙述者“我”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各各不同。〈狂人日记〉、〈伤逝〉是主人公自述，小说中的“我”不是鲁迅自己，把“我”也置于小说中的某一个人物的位置上加以审视、剖析甚至批判，表现了鲁迅创作小说的成熟的叙事艺术。
其次是叙述风格的独特性。鲁迅小说很少背景描写，他主要用力处是人物塑造，但并不是传统小说的外貌描写，也不是西方小说的长篇心理描写，而是写意式的剪影式速写。人物刻画上专画眼睛，用最具特征的语言动作展现内心。鲁迅写人，得力于中国文学传统的主要是“白描”。鲁迅小说的另一叙述风格是超越一般的写实主义，采用了象征叙述技巧。在这种叙述结构中，只有把现实故事和象征寓意结合起来读才能够真正地把握鲁迅小说的丰富思想。比如〈药〉这只是一个乡村老夫妇用人血馒头为儿子治痨病的故事，从象征意义上看，作者实际上是以这一迷信行为作为象征结构的基础，华家儿子的病需要夏家儿子的血来治疗这样一个象征结构。表现出民众儿子的“病”必须用革命者的牺牲来治疗。但这种牺牲是毫无意义的。
鲁迅搜寻历史材料作小说，最后成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共8篇，在《故事新编》中有意识地整理他长期以来对中国古代思想的独特思考。表现出他在绍兴会馆蛰伏十年，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典籍的具有现代性审视视野的独特观察。无论写古人还是今人，小说都体现出了对“官魂”“学魂”“匪魂”“民魂”的深刻洞察。
《故事新编》不是针对具体时代的写实，而是超越时代的关于中国的大寓言。《补天》《奔月》。都是针对今人今事而用的象征叙述。
三、散文及散文创作
1924年到1926年的散文集《野草》是最为别致、最为婉曲、最为深邃的一部作品集。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独具一体、空前绝后的一种‘独语体’散文，这部作品集的形式和感情表述的独特同鲁迅写作时的个人心情紧密相关，又同他的生命哲学紧密相关。这时候他的另一部小说集被他命名为《彷徨》，杂文集被命名为《华盖集》，都表明鲁迅进入了思想的苦闷抑郁期。
《野草》所包含的内容是丰富而深邃的。从内容的象征程度上看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一是意义指涉比较明朗的讽刺性、杂感型散文。另一种《野草》是象征意味极浓厚的对人的生存困境的现实感触后的心灵滤化，是鲁迅当时心灵深处对社会、人生，乃至人类生存诸问题的最矛盾、最深刻的思索，是鲁迅所有苦闷的象征。《过客》是一篇戏剧形式的散文，既是鲁迅对内心希望/绝望的矛盾中挣扎的自喻，也是一篇艺术化了的生命哲学宣言和告白。写一个“状态困顿倔强”的中年人的“走”“对过往一无所惜，对目的一无所求，不顾疲劳、伤痛和鲜血，不接受任何劝促、关心和帮助，只是独自一人凭着前面的”我的声音奋然前进不敢止息。
《野草》的象征主义艺术技巧是高超的、繁富的。达到“无词的言语”的境地。在语言运用上，鲁迅吸收了中国文学的炼字传统和许多西方句法和语法。虽婉曲深邃但没有流于随意生造而导致晦涩难懂。他又创新地铸造新词如“无地”，“无物之阵”甚至用佛家语“三界”等。这种古语奇句的运用创造了一种复杂的文学效果。在意象营造上，鲁迅除用联想、变形、想像等常用手法外，还充分调动了神话、神秘、不稳定的内容，因而营造出一种场景奇幻、色彩冷艳、意象奇崛怪异的艺术氛围，有力地映衬了思想的深奥和复杂。在散文形式上，《野草》被称为“散文诗”，因而它的大部分篇章都是铿锵有力的格言警句，是朗朗上口、具有内存韵律的严整灿烂的诗行。
《野草》之外，鲁迅一些篇幅稍长基调也较舒缓明丽的散文，大多收在《朝花夕拾》里。其中有１０篇散文确实源于回忆的力量，实际上是鲁迅追述的自己由故乡绍兴的童年和少年到青年时代在南京后来赴日本以及回国初期直至走进北京知识界的心路历程，写成的一份注重生活经历的文学传记。《朝花夕拾》是一种故事娓娓道来，情绪舒缓明丽的“闲话风”散文。四、杂文创作
鲁迅的杂文集是一部“百科全书”，是一个活的两代中国人的“人史”，整体地成为现代中国的国情史。
鲁迅的杂文创作，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本留学时期《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鲁迅早期思想时的这些文章，都收到了鲁迅第一本杂文集《坟》中。作为一种自由形式的“无体之文”，鲁迅的杂文开始于1918年-1919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随感录”专栏中的杂感与杂论。鲁迅的杂文创作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A、1918-1925年的尝试阶段，主要包括《坟》、《热风》表述与新文化运动中其他作者相同的“五四”立场即反传统，破坏偶像，抨击迷信和国粹，鼓吹科学、进化、民主与个性解放。B、1925-1928年主要包括《华盖集》《而已集》《三闲集》在北京。C、1929-1934年主要包括《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这一时期正值中国内忧外患加剧，国民党文化围剿，鲁迅在上海的生活颇为艰难。D、1934-1936年，杂文创作“后期《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一时期死亡、疾病威胁着鲁迅，鲁迅杂文创作却已入了更扩大、深化乃至文化历史的底层，关注重心重回到他最熟悉的文学、艺术、历史研究和国民心理的艺术分析上来，开展了更加广阔的视野，注入平淡的思考与深化的情感。
鲁迅杂文涉及问题极广，几乎涵盖现代中国人生活的各方面。首先，鲁迅杂文内容的核心是揭露现实中无处不在的奴役关系，大声疾呼人的觉醒、自主与解放。从“文化-精神”改造观念出发，宏观把握中国思想史，中国国民心理、民族性格及其出路，一直是鲁迅杂文的基调。其次，从杂文经常谈论的对象上看，他的杂文一是针对农民、妇女、儿童和小市民，一是针对现代知识分子。
鲁迅杂文思想艺术的特质：
（一）强烈的批判性、否定性、攻击性的特色
鲁迅的杂文集是一个不停息的批判、论战反击的思想文化斗争的编年史。鲁迅形成自己的“争存于天下”、“首在立人”，首先要寻到人的权利的思想，将锋芒对准了形形色色的奴役压迫，这就是他批判社会，否定攻击旧文化和旧思想的根由。
（二）反常规的杂文思维和犀利的杂文笔调
鲁迅的批判最为关注并全力揭示的是人们隐蔽的，甚至自身也未必自觉意识的心理状态。他还提出了“推背式”的思维方式，即“正面文章反面看”，真正到了入木三分的程度。
鲁迅杂文的犀利、尖刻的笔调往往在于他的违反“常规“的联想力与想象力，他能够把外观形式上差异很大，没有任何联系的人和事联结在一起，呈现本质上的相通。一极是“高贵”“庄严”“神圣”另一极则是“低俗”“虚伪”，使他的笔调犀利尖刻。
（三）“社会相”与形象化
他的思路起点总是具体的个别的人与事而又将个别人、事置于时代、社会、历史的更大时空下，以一种非凡的思想穿透力，看到这一具体人、事所代表、暗示的一种普遍性特征。杂文在人事描写上具有了“文学性”“形象性”特征。
（四）自由创造的杂文语言
一方面，他自由驱使中国汉语的多种句式：或口语与古文言句式相杂；或排比、重复句式的交叉运用。另一方面，他故意违反规范用语，打破语法规则，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取得了荒诞奇崛的美学效果。
五、代表作新论
（一）〈狂人日记〉的形式分析
首先思索启蒙者的命运问题和启蒙的可能性问题。认识启蒙者的命运是启蒙者主体性的表现，而独具匠心的设计小说来描写启蒙者的命运，也是作为一位启蒙小说家主体意识的体现。
〈狂人日记〉的形式之是鲁迅把主人公设计为狂人。用狂人与正常人的紧张关系来象征启蒙者与周围环境的紧张关系。破坏这种关系的启蒙者一旦站到统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也是站在了民众的对立面。
〈狂人日记 〉的形式之二是，鲁迅为我们设计了一个狂人的幻觉世界。也只有在幻觉世界里，狂人才能发现通过历史事实中吃人真相进而言说吃人欲望的存在。在狂人的幻觉世界中，我们发现了常人世界与狂人世界的二元对立。启蒙者在思考为什么革命者不仅与统治机构而且与民众世界成为对立面。鲁迅就把启蒙者的命运摆出来了。革命者的价值不存在于自己努力奋斗的时代，只能在于将来，启蒙者只是历史的中间物。因而他们的付出不能在现世求得胜利的回报，这正是一代启蒙者的命运的结果。同时小说也就从深层意义上说明了启蒙和启蒙者的沉重，也说明了启蒙不仅仅是无谓的呐喊“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突进革命，而是从这些骨子里的意识出发，进行文化改造，立人立心，革心洗面。
〈狂人日记〉的形式之三是鲁迅设计了文白对照的二元叙事模式。其叙述者是“余”，狂人的日记中的叙述者才是日记作者“我”。小序部分是一个正常的文言文世界，正象征着一个封建仁义道德氛围的旧秩序的世界，狂人日记中则是狂人迷乱与常人世界格格不入、针锋相对的幻觉世界，这一幻觉世界中焕发着对打破旧秩序的一片激情兴奋。小说中小序是正文，狂人日记是附录，正文附录的关系正象征出启蒙的力量对比和状况，启蒙者面临的必然命运，启蒙的声音最终被黑暗吞没。
其二，这种文白对峙中还富有张力性地审视了启蒙者可能出现的下场。它呈现出给我们的不是提供狂人奇崛的思想作为启蒙有利武器，而对启蒙者被旧意识形态吞没从而又回到旧秩序里去的命运的悲哀。
（二）阿Q形象的接受
A、 茅盾认为阿Q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是人类的普通弱点的一种”鲁迅自己说“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
B、 出世后二三十年代，人们认为他是“国民性弱点”
C、 到了40年代，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热潮中，阿Q是“中国精神文明的化身”“这是一个失败民族的好笑的自解，一个衰落的古国的可哀的自满”，阿Q成为“反省国民性弱点”的一面镜子。
D、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阿Q的阐释发生了两个重大倾斜；一是强调“鲁迅是现代中国在文学上第一个深刻地提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群众的状况和他们的出路问题的作家，农民问题成了鲁迅注意的中心。”，〈阿Q正传〉“从被压迫的农民的观点。”对资产阶级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所作的批判。毛泽东也多次强调阿Q是一个“不觉悟的落后的农民”的典型。
E、 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王富仁认为阿Q的根本精神弱点在于缺乏自我意识和个性的自觉，实际上还是对传统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现状的消极适应性，并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式：“精神胜利法”；阿Q的“革命”则是另一种“主动适应方式”。新时期的时代呼声：在全面推进经济、政治的现代时，不要忽略了“人的现代化”。林兴宅的“两重性格”论。鲁迅〈阿Q正传〉正是以对“人”的这一生存困境的正视而揭示了人类精神现象的一个重要侧面，从而使自己具有了超越时代、民族的意义与价值。
（三）对尘芥堆中的形骸的歌哭——重读〈祝福〉
鲁镇的祝福礼仪向我们传达了一个陈旧、封闭、冷漠而又被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所习惯、所依赖的“黑屋子”意象，而祥林嫂的命运则是从宗法乡土社会这个“黑屋子”走进鲁镇这个“黑屋子”的过程和宿定的选择与归结。这两个“黑屋子”正是乡土社会、市镇社会的普泛性特征。它们都像是封建中国的大“尘芥堆”，那些乡村、市镇上的小人物们就在这两座尘芥堆中奔忙、劳作、挣扎，无论是安于现状，还是谋求新生，最终在“百无聊赖”的生存状态中，被尘芥堆中的挣扎乃至死亡，她卑微、贫贱，无以依赖的一生成为“黑屋子”祝福仪式中的牺牲，被悲剧地供奉在中国传统文化祭坛之上，昭示着20世纪初期中国普通民众的普遍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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