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鲁迅小说研究）(0812)教材！

伊水湄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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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徐同学是自己慢慢打出来的，现在还不是全部，只有部分章节，大家可以先看着，有更新了我会马上转过来，也请大家耐心等待！

伊水湄黛

鲁迅小说研究（引言）

引言

“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郁达夫：《怀鲁迅》

在我国现代作家中，最先获得国际声誉的是鲁迅，真正得到广泛、持久的国际声誉的也是鲁迅。几十年来，鲁迅不是在一、二个国家拥有众多读者，也不是在某个时期引起了阅读、研究的兴趣，而是在全世界数十个国家中拥有亿万读者。目前，在国际学术界对鲁迅的研究日益广泛、深入。

据统计，全世界有四十多个国家用七十多种文字翻译出版了鲁迅的作品。仅《阿Q正传》就有三十九种文字的译本。在日文的二十种左右的《阿Q正传》译本中，1949年角川文库出版的增田涉先生翻译的《阿Q正传》已再版三十余次，发行四十余万册。

至于对鲁迅的研究，日本、前苏联早在二、三十年代已经开始。目前，日、苏、美、英、法、德、捷克等国学者对鲁迅的研究方兴未艾。几十年来，仅日本学者发表的有关鲁迅研究的论文、著作即在三千种左右。其中研究鲁迅的著作达三百部。

鲁迅是我国新文学的开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他半个世纪的经历，他的思想发展和创作道路，对我国广大作家、艺术家有着普遍的、典型的意义，鲁迅的道路也是我国老一辈进步知识分子所走的必由之路。

在鲁迅一生的活动中，爱国主义思想像一根绒线贯穿始终。他为了祖国民族的前途，追求真理、追求进步、追求光明，百折不挠，一往无前。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的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终于使他由一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逐步转变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就世界观说，鲁迅在前期即1927年前，在自然观上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在社会历史观上基本上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后期即1927年后，由于事实的教训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逐步发展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了，也即是瞿秋白同志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所说“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了。但是，鲁迅的思想发展是复杂的，尤其是我们不能简单化地看待他前期的思想。鲁迅前期的思想是一个复杂、丰富多样的统一体。其核心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但是又合理地吸取了以拜伦为代表的西方爱国民主诗人的“摩罗”精神；卢梭的启蒙主义思想；尼采反传统、反偶像、重新估价一切的怀疑精神；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不断求索的坚韧精神；嵇康、阮籍“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反封建礼教精神；乃至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章太炎、孙中山的民族民主革命主张。但是我们在看待他的前期思想时，不要忽略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他的巨大影响。由此开始，马克思主义已经逐步影响着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使他的反封建斗争带着一种崭新的姿态，而有别于他的前辈们。

就文艺观说，鲁迅一贯强调文学与现实社会人生的密切联系，强调文艺的社会作用。他前期提倡“为人生”的文学主张，认为文学有改良人生、改良社会的作用，后来由“为人生”的文学发展为无产阶级的文学，认为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一翼，文学应为解放全人类的理想而斗争。从艺术方法看，早期接受了拜伦等“摩罗”派诗人的浪漫主义，后又接受了果戈里、显克微支的现实主义，乃至安特莱夫的“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的思想。因此，表现在鲁迅的创作中，艺术方法是丰富多彩的。既有以现实主义为主的《呐喊》、《彷徨》，又有以浪漫主义为主调的《故事新编》，还有充溢着象征主义色彩的《野草》。

鲁迅思想、创作的复杂、丰富、多样，正反映了中国现代作家思想发展的艰苦历程，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与其他国家现代文学的不相同的特殊性质。

中国现代文学与鲁迅是血肉不可分的统一体。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如果抽去了鲁迅，将大为减色。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处在中外古今的交叉点上。既能承上启下，用批判的眼光继承传统，创造崭新的现代文化，又能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找出自己民族文化的弱点，从而吸取外国文化的营养，发展本民族的文化。在文艺上，他“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民族文艺走向现代化，又“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现代化的文艺作品富有民族特色。他是将世界新的文艺思潮、艺术经验引入中国，又将新的富有民族气派的中国现代文学推向世界的伟大作家。

鲁迅的著作是上世纪初到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和重大事变在他的作品和文章中都得到了相应的反映。它们既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珍贵资料，是我们取之不尽的文化宝藏，又是中国现代文学宝库中的精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上起了拓荒、奠基的伟大作用，有着纪念碑的意义。

鲁迅一生写作最多的是杂文。他继承了我国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并从我国现代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将杂文的战斗作用、艺术魅力发挥到了极致。杂文因鲁迅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获得崇高的地位，成为一种崭新独创的文体——诗与政论的完美结合。鲁迅的小说更是蜚声中外的杰作。中国现代文学一经诞生便迅速走向世界，获得国际声誉是从他的小说开始的。尤其是阿Q这一典型的创造，使鲁迅一跃而成为世界著名的伟大作家，可与果戈里、契诃夫、高尔基、塞万提斯、肖伯纳、罗曼罗兰等艺术大师媲美。

鲁迅的《野草》是我国现代散文诗的第一块纪念碑。它构思新颖独创、想像奇特瑰丽，是浓郁的诗意与深邃的哲理的巧妙结合。它的发表，标志着我国现代散文诗的成熟。

鲁迅的《故事新编》可说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是文学体裁的创新。它熔今于古，古中有今，在“神话、传说及史实演义中”，穿插不少现代生活细节，使作品妙趣横生，风格独具。

至于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也是我国有史以来关于小说研究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他把我国古代小说几千年的演变过程，作了系统而精当的阐述，为我国古代小说史的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鲁迅的思想、人格和文学创作，对同时代以及第二代、第三代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直到今天，不少作家仍在汲取他的精神养料丰富自己、武装自己。

鲁迅的战友茅盾在《精神的食粮》一文中说：“鲁迅是思想家，同时也是艺术家。在现代中国，没有人能像他这样深刻地理解中国民族性，也没有人能像他这样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爱与拥戴。”“他的小说和杂文，教育了现代中国无数的文艺青年。正在成长途上的文艺青年固然从鲁迅的文学遗产中得到教益，即使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长的既成作家，也正在从鲁迅的文学遗产中继续得到教益。比他年轻十六岁的我，不消说，是从他那里吸取了精神食粮。我常常想，每读一次鲁迅的作品，便欣然有得，再读，三读乃至数读以后，依然感到一次比一次有更多更大的收获。他的作品之所以经得起咀嚼，其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作品的精深与博大，就是因为他既是思想家，又是艺术家的缘故。”

我国现代文学大师巴金在思想和创作上受鲁迅的影响也很大。他在《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说：“一九二五年（实为一九二六年——王注）八月，我第一次来北京考大学，住在河北沿一家同兴公寓。因生了病我没有走进考场，……半个月中始终伴过我的就是一本《呐喊》。……在这苦闷寂寞的公寓生活中，正是他的小说安慰了我这个失望孩子的心，我第一次感到了，相信了艺术的力量。几年中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呐喊》，带着它走过好些地方，后来我又得到《彷徨》和散文诗集《野草》，更热爱地熟读着它们。我至今还能够背出《伤逝》中的几段文字。现在想到我曾经写过好几本小说的事，我就不得不感激这第一个使不明白应该怎样驾驭文字的人。……鲁迅先生原是一个普照一切的太阳。”

当代诗人雷抒雁说：“鲁迅正是通过那些作品”。“把他的血肉，他的灵魂传递给了我们。已经切切实实地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成了我们灵魂的一部分，而且，还将化成我们的遗传基因，传递给我们的子孙。那将是我们民族独有的印记。”“当我拿起笔来写诗时，常常感到鲁迅先生就站在身后。觉得有了榜样和胆量，也觉得背后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在盯着自己，不敢写一些虚妄的东西以亵渎文学。正是这种精神，使我写出了《小草在歌唱》、《信仰》以及《土豆在哭泣》等一些触及现实的诗篇。”

鲁迅对于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巨大影响，是千言万语都难以说尽的。正如当代作家韩映山所说：“鲁迅的血，浇灌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新文苑，肥沃了万紫千红的百花园；鲁迅的乳汁更是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新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吸吮过他的乳汁。”

最近江泽民同志在《进一步学习和发扬鲁迅精神》（鲁迅诞生一百一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作为中国人民为求得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进行百折不挠斗争的伟大代表之一，鲁迅是不朽的战士，他的作品和思想，是鼓舞人民从事新的历史创造活动的永具生命力的精神遗产。”因此，他号召全国人民“要进一步学习和发扬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要进一步学习和发扬鲁迅坚韧的战斗精神，”“要进一步学习和发扬鲁迅博采众长，勇于创新的精神。”这也是我们学习鲁迅小说的指导思想。

伊水湄黛

第一讲鲁迅小说崇高的历史地位

鲁迅最初是以他杰出的短篇小说震动文坛，显示出“文学革命”的伟大成就的。从我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看，他的《呐喊》、《彷徨》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称得上是一次深刻的革命。

中国的小说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山海经》中即记载有大量的神话，可说是小说的萌芽。到魏晋南北朝有了相当的发展，小说成为一种有影响的文学形式。有名的如干宝的《搜神记》等。文笔简炼，情节离奇，已初具小说的规模。但整个看来它们只是一些短小的故事传说，艺术上较为粗疏简单。我国小说的发展到唐代传奇的出现，是一大变化。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小说亦如诗，到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唐之传奇与六朝志怪小说相比，一是有意为小说，二是题材内容较为现实，三是艺术上较为成熟。特别是唐传奇写出了人物性格。但是它也有明显的不足，虽是短篇作品，内容或情节酷似压缩了的中篇或长篇。此后，到明清之际，我国古典长篇小说有了辉煌的成就。出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举世闻名的杰作。但就短篇小说而言，获得最高成就的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它继承六朝志怪及唐代传奇的传统，“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所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聊斋志异》是以狐鬼妖精、畸人异行为内容，以浪漫主义的艺术方法，将幻境与现实融为一体，通过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刻画了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从而揭示了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本质方面。

从六朝志怪小说到清代的《聊斋志异》，虽然它们在中国小说的发展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作者对封建社会制度的一些方面，作了程度不同的揭露和批判，塑造了一系列典型人物，但总的看来，这些作者们的基本立场是为了“补天”，“补”封建主义社会之“天”。因此在作品内容上都有明显的局限，精华、糟粕混杂，封建的伦理道德、因果报应、色情描写时有所见。所写的人物不外乎神鬼妖狐、达观显贵、英雄豪杰、才子佳人，很少写平凡生活中普通劳动人民的真实形象。在艺术形式上，有的过于简略粗疏，有的短篇好似长篇的浓缩，而且大都采用顺叙方式，从头道来，有头有尾形成流水帐似的固定套子。

中国小说的发展，到“五四”时代才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质的飞跃。鲁迅的短篇小说无论在思想内容或艺术形式上都将短篇小说和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他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以彻底反封建的革命内容，将小说的社会功能、艺术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他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补天”，却是为了砸毁这封建主义的“铁屋子”。他的作品中画出了现代中国人的魂灵，反映了现代中国下层民众的痛苦与不幸、愿望与要求。尤其是用日常生活中平凡的事件、情节，塑造了普通农民与劳苦大众的真实形象。面这正是我国小说走向现代化的标志之一。

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被誉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一声春雷，是反封建主义的宣言、声讨封建礼教、仁义道德的檄文。因此，《狂人日记》成为划时代的杰作。一篇短小说能得到这样高的评价，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出如此巨大的作用，这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也是六朝志怪、唐代传奇以及《聊斋志异》等所无法比拟的。

鲁迅的小说真正称得上是现代化的文学作品。

这首先表现在思想内容的现代化上。其标志是“人”觉醒。对“人”的价值的发现，尊重“人”，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人”，尤其是普通民众。“狂人”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个觉醒了的“人”的形象，正因为他有了“人”的觉醒，懂得了“人”的价值，他才感到“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正因为有了“人”的觉醒，他才认识到几千年的封建主义、仁义道德是在“吃人”。同样的，正因为有了“人”的觉醒，《故乡》中的“我”在闰土称自己为“老爷”时，才情不自禁地“似乎打了一个寒噤”，在内心深处引起了强烈的感情震动。至于对人的尊重，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下层民众，则典型地表现在《一件小事》上，没有现代化的意识，“我”不可能以自省的态度认识到比自己地位低得多的车夫的形象的高大，也不可能感到自己的渺小。仅从以上几例，即可看出作品内容现代化的程度。作品思想内容的现代化反映出作者思想意识的充分现代化。作者如果没有具备现代民主主义的先进思想，就不可能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及自自己的思想意识进行如此深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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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水湄黛

第一讲 鲁迅小说崇高的历史地位(2)

鲁迅的小说要艺术形式上也对旧小说进行了全面革新，使“五四”开始的小说创作能以现代化的崭新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一）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用白话文进行小说创作并获得巨大成就的第一人。《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故乡》、《阿Q正传》等作品，一扫旧小说的陈词滥调，稳固而扎实地奠定了用现代白话文进行小说创作的基础。（二）鲁迅的短篇小说不是中、长篇的浓缩，也不是原原本本、从头道来的流水帐，而是截取生活的片断，来显示现实的全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以一篇短的小说而成为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这种截取生活片断，窥一斑而见全豹的写法，在“五四”当时，无疑是对旧小说形式的一次革命。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示众》。它只写了一个“示众”的场面，类似电影上的一个特写镜头：一个警察牵着一个犯人在北京街头示众，周围挤满了一群精神麻木的看客。它无头无尾，既没有什么离奇曲折的情节，也没有什么故事性。它只是剪取了生活的一个横断面，进行剖析，示众。（三）鲁迅的小说突破了我国古代小说着重叙述故事情节的模式，强调人物性格的刻画。我国古代小说大都是说书讲史的形式，十分重视故事情节的曲折生动。而鲁迅的小说却不同，它重视人物性格的塑造尤其着重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从一个人物反映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如阿Q、狂人、孔乙己、闰土、祥林嫂等。鲁迅的小说无论是以人物为中心，围绕人物性格的发展来展开情节；或是以事件为线索，在情节展开中着力刻画人物，作者的笔力始终是放在人物性格刻画上。鲁迅的小说可以说是性格小说的典范。（四）随着内容和形式的现代化，鲁迅的小说在叙述方式和叙述角度上也发生了变化。我国旧小说几乎都是采用流水帐式的顺叙方式和全知全能的视角。“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等等。叙述方式和角度较为单一、枯燥。鲁迅的小说突破了这一单一的格局，使叙述方式、叙述角度多样化。它既有传统的叙述方式，更采用了现代西方小说经常用的倒叙、插叙；既保持有全知全能的视角，也采用了不少其它视角（自知视角、旁知视角等）；既有第三人称的描叙，也有很多第一人称的描叙。如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采用第一人称的日记体裁，通篇都是主人公狂人的内心独白，叙述方式、视角都发生了极大变化，这在古代小说中是极为少见的，即所谓“格式的特别”；再如《祝福》是序幕、尾声夹倒叙的形式，祥林嫂的半生经历是通过大量的倒叙来完成的，这在我国古代小说中也属罕见。

鲁迅的小说在艺术形式上极富独创性。他的作品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很多，但同是用第一人称手法，表现形式却又千变万化，同中有异。《狂人日记》是日记体，通篇是“我”的内心独白；《孔乙己》也是用第一人称表述的，但与《狂人日记》不同，“我”不是作品的主人公，而是穿针引线的次要人物，作品是通过一个旁观者酒店小伙计“我”的回忆来展开对主要人物孔乙己的描叙的；《一件小事》也是第一人称，通过“我”来展开情节，但这个“我”份量很重，他不是穿针引线的人物。作品通篇采用对比手法，将“我”同车夫对比，将“一件小事”同“国家大事”对比，从而揭示作品的深刻含义；《故乡》也是第一人称，但这个“我”更富有抒情意味和哲理意味，通过“我”抒发了浓烈的诗情，阐发了深刻的人生哲理；《祝福》呢？是采用倒叙手法，通过“我”的回忆把祥林嫂一生的几个生活片断组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至于用第三人称叙述的作品，在表现上也各有特色。《药》的艺术结构十分独特、新颖，两个故事、两条线索，一明一暗，相辅相成，互为表里，而用革命者的鲜血染血的馒头——“药”作为两条线索的枢纽，使二者扭结成为一个整体，这样的结构方式，在我国短篇小说中是空前的。《阿Q正传》的结构，则类似改革后的章回体，它的独特之处是开头的“序”并不是游离于作品之外的序文，而成为表现主要人物阿Q性格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也是一个创造。还有一篇《白光》在艺术上也是别具一格的，它通篇是对主要人物陈士成的心理剖析和描写，可说是吴敬梓的讽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安特莱夫的神秘幽深的奇妙结合。

由上述并不完全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鲁迅是艺术革新的能手。七十多年前，沈雁冰在一篇文章中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 七十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帕特里克·哈南说：“每一篇小说”都是“技巧上的大胆创举，是一种力图达到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新的尝试。”这些评价并非过誉。

其次，鲁迅小说画出了现代中国人的魂灵，在有限的篇幅中塑造出了具有无限生命力的艺术典型，成为我国乃至世界文库中的宝贵财富。

伊水湄黛

第一讲 鲁迅小说崇高的历史地位(3)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她的人口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因此，她应该在国际上占有一席应得的地位。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贫弱的大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她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压迫，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毫无地位可言。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一颗巨星——鲁迅，在文艺创作上为中国争得了荣誉。他用那如椽大笔，深刻地勾画了现代中国人的魂灵，塑造了一系列高水平的艺术形象：狂人、孔乙己、闰土、祥林嫂、陈士成、吕纬莆、魏连殳、涓生、子君、爱姑等，尤其是阿Q这一典型的创造，把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塑造推向了一个至今尚无人逾越的高峰。阿Q是一个流浪雇农，然而他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征——精神胜利法，已经超出了农民阶级的范围；阿Q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未庄，然而从中国古代、近代乃至当代某些人的性格中，可以看到阿Q的影子；阿Q是中华民族的“国宝”，然而在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中，无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中国家或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可以找到阿Q这样的人物。正因如此，阿Q这一典型的创造，不仅使年轻的中国现代文学一开始便产生了最伟大、最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而且使中国新文学迅速走向世界，获得国际好评。1925年5月当时在河南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俄国顾问团工作的中国友人波·阿·瓦西里耶夫（中文名王希礼），即将《阿Q正传》译成俄文，译者并请鲁迅为该译本写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一文，后俄文本《阿Q正传》于1929年在列宁格勒激浪出版社正式出版。1926年敬隐渔翻译的法文译本《阿Q正传》发表在罗曼·罗兰主编的《欧罗巴》月刊第四十一、四十二期上。罗曼·罗兰并给予高度评价：“这部讽刺的写实作品是世界的，法国大革命时也有过阿Q，我永远忘记不了阿Q那副苦恼的面孔。”同年，国内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梁社乾的英译本《阿Q正传》（该译本1927年再版，1933年三版）。1928年井上红梅的日译本《阿Q正传》发表在《上海日日新闻》上。1931年先后出过三种日译本，其中山上正义（中文名林守仁）所译的《阿Q正传》，经过鲁迅本人仔细校阅，被列为《国际无产阶级文学选集》之一。自《阿Q正传》发表以来，目前已有了三十九种文字的译本，发行册数以百万计。

至于阿Q这一典型人物的深广的艺术概括力量，那是举世公认的。

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印度作家班纳吉说：“我们在鲁迅身上认出了为我们自己事业而斗争的作家与战士。拿他的阿Q作比方吧，只是名字是中国的，但是阿Q特质，他的心理状态，他对自己和别人的鄙视，他对于损伤他的事物轻易忘怀，他用来安慰自己的失败的‘精神胜利法’，都是被奴役过的国民所共有的。阿Q只是名字是中国的，这个人物我们在印度也看到过。”

危地马拉作家盖尔·安赫尔、阿斯德里亚斯也说：阿Q“这个可耻的人物的天才的创造越过了所有的国界，可以应用到我们美洲的许多别的民族上去……”

甚至在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也经常有阿Q出没。1957年美国作者查尔斯·亨鲍尔特在七月份美国《主流》杂志上著文说：“阿Q具备了我们所喜欢说的普遍性典型的条件。我们所有的人都具有他身上所表现的某些性格，我们之中有些人还具有他身上所表现的所有性格。”

正因为鲁迅在短篇小说的领域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所以苏联杰出的作家法捷耶夫称他是“短篇小说的能手”，“他是和契诃夫及高尔基并列的”。苏联著名的鲁迅研究学者弗·弗·索罗金也认为：“他的声誉已经远远超出了国界，他的创作已经在人类文化宝库中占据着应有的地位。”

不仅如此，鲁迅的小说创作也给一些外国作家以宝贵的启示和借鉴。埃及作家、鲁迅作品的阿拉伯文翻译者阿卜德尔·贾番·密加微说：“我读了伟大作家鲁迅的作品《阿Q正传》和其他短篇小说以后，简直无法表示出我对鲁迅的敬爱。……这位伟大的作家对我的写作技巧有很大的影响，我有十五篇以上的短篇小说是受了鲁迅作品的启发而写出来的。”

目前，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大百科全书，都有专门介绍鲁迅的条目。如英国的《大英百科全书》、《东方文学大辞典》，法国的《拉鲁斯大百科全书》，美国的《新哥伦比亚百科全书》，日本的《万有百科大事典》，苏联的《大百科全书》，联邦德国的《金德勒尔文学辞书》等，由此可见鲁迅在全世界的巨大影响。

再次，鲁迅的小说为中国现代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经验，给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以深刻的影响。

鲁迅的小说提供了外为中用，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外国，发展中国新文艺的经验。鲁迅在艺术上的创新，起点是向外国文艺学习，而落脚点却在民族化上。他的一些小说在艺术构思、艺术结构、表现手法和技巧上，明显地接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但是，用白描手法勾画人物，强调神似，以形写神，以及作品的抒情性、讽刺性、哲理性上，又完美地继承了我国传统的国画、剪纸、古典小说及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

鲁迅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以现实主义为基调，吸取其他艺术方法的营养，使艺术方法多样化的经验。鲁迅的小说是以现实主义为主调的，但又吸取了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创作方法的有益部分，丰富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如《药》是一部革命现实主义作品，但却充满象征意味。“药”这一题目即是象征性的，“华”、“夏”即象征着整个旧中国社会。所以它的象征不仅仅是手法问题，而是从构思到表现，贯串在作品的始终。尤其是作品结尾瑜儿坟上的花环，既富象征意味又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给笼罩全篇的惨淡气氛，增添了若干的“亮色”。

鲁迅的小说创作还给文学理论、学术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课题。建国以来，文艺界曾经流行着一种“理论”，即：一个时代只有一种典型环境，一个阶级只有一种典型，典型的共性即等于阶级性。但是，阿Q这一典型的存在，以及现实生活中不断出现的各个不同阶级、各个不同的民族、国家、各个不同时代的阿Q式的人物，给上述“理论”出了一道难题。一切教条主义、机械论、庸俗社会学者在阿Q这一典型问题上碰得头破血流。因此，从这一点看，我们应该感谢伟大的鲁迅，如果没有他塑造阿Q这一伟大典型，教条主义、机械论、庸俗社会学的“理论”，将更加横行无忌。另一方面，如何科学地阐释阿Q这一类的艺术典型，就成为文艺理论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新课题了。

鲁迅的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中艺术生命力最强的作品。自它诞生后七八十年来生命力不衰。研究的著作、文章不计其数，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认识的不但提高、深化，每次重读时，仍然可以发现新的宝藏，真可谓常读常新，百读不厌。即以阿Q这一典型为例，七十多年来它一直是鲁迅小说研究的一个重点，写了多少论文、著作，但是话并未说尽，问题并未得到圆满解决。其他如狂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狂人日记》采用的是什么样的艺术方法？《孔乙己》是批判封建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愚弄、戕害还是“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药》的主题究竟如何理解？乃至鲁迅的小说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与外国文学及我国古典文学的关系等等，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鲁迅的小说创作对我国“五四”以来的小说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流派——“乡土文学”派的形成、发展有着重大的作用。所谓“乡土文学”是指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文学作品。鲁迅在二十年代创作的《呐喊》、《彷徨》中的大部分作品充满浙东绍兴一带浓郁的乡土气息，鲜明的地方色彩。未庄的土谷祠、鲁镇的咸亨酒店、临河的村庄，白篷和乌篷的航船，旧历年终古老的祝福祭祖的习俗，春夏之季迎神赛会的社戏，乃至破毡帽、曲尺形柜台……等等，这些构成浙东水乡迷人的风情画。由于作品思想深刻、格式新颖、技巧圆熟，是新文学中的经典式作品，因此，它们的发表引起了不少年轻作者的仿效。他们凭借对自己家乡的生活积累，纷纷写起了乡土小说，形成了二十年代一个有相当影响的流派。当时的青年作家如王鲁彦、许钦文、蹇先艾、许杰、彭家煌、台静农、王任叔、潘训等都有出色的乡土小说作品问世。这个流派形成在二十年代，但是他的影响却广泛而深远。二三十年代以赖和为代表的台湾乡土小说，三十年代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沈从文的《边城》、肖红的《生死场》以及她后来创作的《呼兰河传》。乃至四五十年代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其实都可以说是乡土文学这一大派。沈从文在《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中说：“由于鲁迅先生起始以乡村回忆做题材的小说，正受广大读者欢迎，我的用笔，因之获得不少的勇气和信心。”鲁迅小说创作的典范作用以及对促进“乡土文学”这一流派形成、发展的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伊水湄黛

第二讲 鲁迅小说创作的准备

鲁迅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在创作上取得如此巨大、辉煌的成就，是与他那坚实的爱国主义思想基础分不开的。

鲁迅生活在清朝政府日益腐败，世界列强妄图瓜分我国的多灾多难的时代。年青的鲁迅为了祖国、民族的前途，日夜焦虑，苦苦探求一条振兴国家、复兴民族的道路。一位朝鲜友人在《鲁迅访问记》中，真实地记述了鲁迅当时为了振邦兴国而立志从事新文艺运动的思想发展过程。

“我在十八岁那年，抱着为在将来建设一支强大的中国海军的良好愿望，考进了南京水师学堂。那个时候，英美各列强都用海军侵略中国。眼看这种情景，我青春的热血沸腾了起来。我决心当个好海军。可是不到半年，我便退出了水师学堂。转入到南京矿务学堂。当时我想，要使中国富强起来，最要紧的任务，应该是先发展矿业、工业。于是，我抓紧学习，直到毕业。毕业后，我的想法又变了。觉得，中国要富强，首要的任务，应该是改良人种，把中国人改良成强种人。我认为，日本之所以成为强国，是从明治维新开始的，明治维新又是从发展现代化医学开始的。所以，我抛弃了在中国搞矿业的想法，去了日本，开始学医。

我在日本学医是在一个小地方。有一天，学校演电影。我在电影里看到一个中国人给外国人当探子，被外国人抓起来枪毙了。当时，我心里很难受，对我刺激也很大。我想，光搞医学，使中国人强壮还不行，必须提倡新文学，要从精神上，先使中国复活起来。于是，我又放弃了医学，转向研究文艺，开始了写小说。”

上述情况，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也有类似的说明。

由此可以看出，从学海军到学矿业、以致学医、学文，这一发展过程里串着一根红线——为了振兴中华。

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鲁迅广泛阅读了大量新的书刊，接触了各种新的思潮。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书刊以及文艺作品中吸取了丰富的知识。于是在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以进化论为理论武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为核心内容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这就是创作《呐喊》前的思想准备。

鲁迅弃医学文的抉择，表面看来是因“电影事件”所致，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爆发点，追溯起来，早在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时，已经有了医治人们“精神”这一思想的萌芽。当时，他曾与好友许寿裳探讨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国民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1903年他在《〈月界旅行〉辨言》中又认为“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莫过于小说。因小说“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使读者触目会心”，“于不知不觉间”，收到“改良思想，补助文明”的效果。

正因鲁迅在学医之前已有了上述思想萌芽，所以，当1906年他的思想受到日俄战争影片电影事件的冲击后，便迅速作出了弃医学文和抉择。此后，在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文艺书籍中，他的上述观点有了进一步的发挥。在1907年写的长篇文艺论文《摩罗诗力说》中，深刻地阐述了伟大的诗人（文艺家）、文艺作品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的重大作用。“递文事式微，则种人之运命亦尽，群生辍响，荣华收光”（等到文化衰落了，那个民族的命运也就随着终止了，人民群众停止了歌唱，这个民族的光辉也就消失了。）“意大利分崩矣，然实一统也，彼生但丁，彼有意语”（意大利虽然四分五裂了，但是实际上是统一的，因为他产生了但丁，她有意大利民族语言、声音）。“有但丁者统一，而无声兆之俄人，终支离而已。”（有了但丁，国家民族是统一的，而没有声音迹象的俄国，却终于只能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而已。）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鲁迅针对中国的现实和历史情况，提出了文艺家必须“撄人心”的重大使命：“诗人者，撄人心者也”。（诗人，就是那些能触犯人们心灵、振动人们心灵的人。）

鲁迅认为中国古代的道家老子所著的《道德经》“要在不撄人心”，而古之儒家又提出诗歌必须“持人性情”的主张。在道家和儒家思想的束缚下，“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即中国的政治理想在于不触动人心，也就是说统治者不愿唤醒民众，而实行愚民政策，使封建统治能长久地平和地继续下去，为了打破这种束缚民众思想的状态鲁迅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撄人心”的使命。诗人应“撄其后人，使之兴起”，“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诗人应触动后代人，使他们振奋起来，诗人应发出雄伟的声音，以促进他们国家人民的新生，而使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上强大起来。）这就是鲁迅后来所说的用文学改良人生、改良社会的问题。

伊水湄黛

第二讲 鲁迅小说创作的准备(2)

鲁迅认为文艺的性能与其它科学不同，它是以触动人的情感为其特征的。他说：“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并“涵养人的神思”（一切艺术的本质，都在于使观众、听众能感到振奋、愉快喜悦，并能陶冶人们的精神，培育人们的理想）。鲁迅的这一认识贯彻到他以后的创作中，使他牢牢把握住艺术的特殊功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使自己的创作成为某一思想的简单的传声筒或留声机。

文艺不仅以触动人的情感为特征，而且它同样能显示生活的规律、人生的真理。“盖世界大文，无不启人生之閟机，而直语其事实法则，为科学所不能言者。所谓閟机，即人生之诚理是已。”“而人生诚理，直笼其辞句中，使闻其声者，灵府朗然，与人生即会。”（世界上伟大的文学作品，都能启示人生的奥秘，并能直接显示人生的的实质规律，这是科学所不能做到的。所谓奥秘，也就是人生的真理。而人生的真理，直接蕴含在作品的语言辞章中，使听到那声音的人们，心灵便豁然开朗，立即与现实人生结合起来。）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曾说：“艺术是对真理的直感的观察”，“诗是直观形式中的真理”，“诗人用形象来思考，他不证明真理，却显示真理。”鲁迅的上述认识与鲁迅是一致的。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我以为鲁迅小说中常常蕴含着警辟的哲理，是与上述认识有密切联系的。

正因鲁迅充分认识到文艺的美感、教育、认识作用，所以他指出文艺对于人生，“其为用决不次于衣食，宫室，宗教，道德”。因此，他决心拿起文艺这个武器，去改变国民精神，改良人生、改良社会。在《摩罗诗力说》中，他介绍了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斐多菲等这些具有反抗精神的爱国民主诗人，赞扬他们“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的精神。并急切希望中国能出现这样的精神界之战士”，从而使自己的祖国能强大起来。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在从事文学创作之前所写的第一篇文艺论文，与此同时写作的《文化偏至论》及稍后写作的《以播布美术意见书》等可说是为鲁迅创作小说作好了理论准备。

鲁迅青少年时代酷爱读书，他曾自白：“少喜披览古说”。七八岁时，祖父周福清即引导孙子读《西游记》、《水浒传》等小说及一些古典诗歌。十二岁进“三味书屋” 从寿镜吾先生读书时，寿先生“授经史而外，间及汉魏六朝古典文辞，鲁迅独能心领神会”，而且还常常避着先生“取汉魏古典文学或小说杂书藏抽屉中暗阅。”鲁迅青年时代广泛阅读了大量文史书籍，尤其是笔记、野史等所谓杂类书。上至战国时代的《山海经》，下至清代的《阅微草堂笔记》等。这些书籍涉及知识范围极广，诸如天文地理、山川河流、星相算卜、神鬼怪异、历史掌故、风土人情，可谓包罗万象，而鲁迅又极聪慧，“终日阅读小说，过目不忘，对《红楼梦》几能背诵。”这大大丰富了他的历史知识，为他以后的创作做了知识准备。鲁迅写文章时，一些历史故事、寓言典故，信手拈来，涉笔成趣，即得力于此。

鲁迅不仅博览群书，而且在创作小说之前，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搜集、整理了许多关于我国古代小说的资料。他1911年完成的《古小说钩沉》，辑录了从先秦到隋代的古代小说三十六种佚文，全书20万字。继《古小说钩沉》之后，1912年，鲁迅又着手收集、整理唐宋两代的传奇作品，全书为十七万字，分上下两卷，后于1927、1928年相继出版。1920年8月，鲁迅为了去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他又从明清及近代的七八十种著作中，摘录出有关宋代至清末的四十一种小说资料，形成《小说旧闻钞》一书。

《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这三部书辑录了从秦汉到清末有关我国古代小说的重要资料。它不仅对于我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有重大意义，而且对鲁迅从事小说及其它作品的创作也有极大帮助。尤其是这一系列的搜集、整理工作，表现出鲁迅对“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说这一文艺形式的高度重视。这也表明他用小说作为武器改良人生、改良社会这一思想的形成决不是偶然的。

鲁迅曾说他开始从事文艺活动时，“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因此他曾大量阅读外国文艺作品，并且筹划翻译外国小说集。这里特别应该提到的是1909年他与周作人共同翻译出版的两册《域外小说集》。其中，安特莱夫的短篇小说《谩》与《默》、迦尔洵的《四日》是鲁迅亲手翻译。他选择这几篇作品是有所寄托的。据鲁迅的老友许寿裳在《回忆鲁迅》一文中说：他们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时，“见面时每每谈中国民族性的缺点”，“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而安特莱夫的《谩》和《默》恰好是在显示沙皇统治下的俄国社会没有“诚和爱”。因此，鲁迅将它们介绍给自己的同胞，不能说没有借他人酒杯之意。

在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之前，1903年鲁迅翻译过雨果的短篇《哀尘》，法国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翻译虽不是创作，但翻译过程也是一个学习过程，还对于后来鲁迅从事小说创作是大有帮助的。

毫无疑问，鲁迅早年博览群书，系统地搜集、整理中国古代小说的史料，翻译、编辑、出版外国小说作品，这些使他积累了广博而丰富的知识，不仅为他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珍贵的材料，而且也使他在创作起步时能得到艺术上的启示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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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斯巴达之魂》与《怀旧》

鲁迅先生在创作《呐喊》、《彷徨》之前，曾经有过两次用文言文写作小说的尝试。一次是1903年，根据希腊历史故事改写的《斯巴达之魂》。一次是1911年冬创作的《怀旧》。这两次写作所取得的经验，为《呐喊》的创作奠定了若干基础。

一

《斯巴达之魂》最初发表于一九零三年六月十五日和十一月八日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浙江潮》月刊第五期、九期上，署名自树。后收入《鲁迅全集》第七卷《集外集》中。

斯巴达是古希腊奴隶制城邦国家，因“斯巴达”城而得名。故事描叙的是公元前480年波斯王泽尔士率大军进攻希腊，斯巴达王黎河泥佗率军民支援希腊，与占绝对优势的波斯军血战的事迹。斯巴达勇士三百人与同盟军扼守希腊北部的一个山隘温泉门，同数万敌军激战数日，不料叛徒通敌，引波斯军从山间的小路袭击斯巴达军的后背，在此危急情势下，斯巴达勇士视死如归，奋勇杀敌，终因众寡悬殊，血战一天，全部壮烈牺牲，仅有一人生还。生还之人名亚里士多德，他因眼病在后方疗养，未参加战斗。可是，这仅有的一名生还者，回家后却遭到妻子涘烈娜的严厉斥责。因为斯巴达有一条国法：男儿“一履战地，不胜则死”。丈夫战败生还，妻子认为是莫大的耻辱，因此，涘烈娜以死相谏，毅然拔剑自刎。亚里士多德为妻子的壮烈行为所感动，次年参加斯巴达人、希腊人与波斯人的浦累皆决战，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斯巴达军在决战中大获全胜后，全军为亚里士多德的妻子涘烈娜立一纪念碑，被视为“斯巴达之魂”。

鲁迅之所以选择这一题材，是与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妄图瓜分中国，我国各界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为反抗侵略，积极提倡尚武精神密切相关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不少爱国志士为了振兴中华民族，曾大力倡导古斯巴达人的爱国尚武精神。因此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一时兴起了“斯巴达”热。一九零三年四月，帝俄妄图吞并我国东北三省，在留日学生义勇队抗议俄国吞并东三省给北洋大臣的函电中，即以斯巴达勇士抗击波斯入侵的尚武精神激励民气。因此，鲁迅写作《斯巴达之魂》的目的，“就是要借异国士女的义勇来唤起中华垂死的国魂”。这一指导思想在作品的小序中说得十分清楚：“我今掇其逸事，贻我青年。呜呼！世有不干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

作品描绘了以国王黎河尼佗为首的三百名斯巴达勇士的群象，在这一集体英雄形象中又着重点染了几个人物：“古祭司之裔”、“二王戚”、患目疾的勇士某及女英雄涘烈娜。其中尤以较大的篇幅突出表现了巾帼英雄涘烈娜的爱国主义的崇高品质。涘烈娜与丈夫亚里士多德的一段对话，慷慨激昂，义正词严，字字千钧，真可谓掷地作金石声。

《斯巴达之魂》虽然是一篇用文言文写作的小说，但是在艺术表现上却突破了旧小说的格局，这不是源源本本，从头道来，而是采用外国短篇小说的方法，截取战斗生活的几个片断，“借一斑略知全豹”。

作者没有从波斯如何大举入侵希腊写起，而是选择最关健的一段，起笔便从温泉门战役开始。这样不仅节省了篇幅，突出了重点，而且使读者一接触作品，便为这激烈的战事所吸引，作者先写温泉门血战之前，斯巴达军所处之险境，正当斯巴达战士“露刃枕戈，以待天曙”时，“而孰知波斯军数万，已乘深夜，得间道，拂晓而达衣驼山之绝顶。趁朝暾之瑟然，偷守兵之微睡。如长蛇赴壑，蜿蜒以逾峰后。”次写身处绝境，腹背受敌之斯巴达军高昂的士气：“一履战地，不胜则死”，“舆榇以待强敌”，决一死战的英雄气概。这里集中写了几个场面：血战前，国王欲令“古祭司之裔”及“二王戚”生还，而三人拒之，决心以死报国的场面；血战中，先勾勒了两军短兵相接拼死格斗的情景，然后突出描写了一个孤胆英雄，突入敌阵壮烈牺牲的场面；血战后，则集中描写了亚里士多德回家，其妻涘烈娜以死相谏的场面。这是全篇的重点。这一段通过诗意描写和有声有色的对话，将巾帼英雄涘烈娜的形象矗立在读者眼前，从而，在人们脑中刻下了难忘的印象。

作品剪裁得当，重点突出，主次分明。作者集中笔墨比较完整地描写了温泉门战役的情况，而对次年“浦累皆”决战只是一笔带过。在描叙温泉门战役时，着重场面描写。通过场面刻画人物，突出主题。因而显得简洁、明快。

《斯巴达之魂》是一篇有着浓厚浪漫主义情调的小说。情节和人物具有传奇色彩。作品气魄宏伟、热情奔放、诗情洋溢、文采飞扬，字里行间有一股不能遏止的激情在奔流。作者刻画人物时，时常借助艺术想象，用夸张的表现手法，如涘烈娜死谏的壮烈，真可惊天地、泣鬼神：“丈夫生矣，女子死耳。颈血上薄，其气魂魂，人或疑长夜之曙光云。”又如写斯巴达勇士浴血奋战之英雄气概：“呐喊格击，鲜血倒流，如鸣潮飞沫，奔腾喷薄于荒矶”，“然敌军不能撼此拥盾屹立，士气如山，若不动明王（即金刚——王注）之大磐石。”以上可以看出无论是涘烈娜的英雄形象还是斯巴达勇士的集体英雄群象，都写得奇伟非凡，富于浪漫主义色彩。

作者对我国古典文学有很深的造诣，诗情画意的描写随处可见。如“孤灯如豆，照影成三”，“斜月残灯，交映其面”等，可明显看出古典诗词的影响。有些描写颇有《红楼梦》的神韵，寥寥几笔，境界全出。如“夏夜半阑，屋阴复路，惟柝声断续，犬吠如豹而已”，试与《红楼梦》第三十六回描写大观园的景象作一比较：“赤日当空，树阴合地，满耳蝉声，静无人语”。同是写夏天，一写更深人静的夜晚，一写赤日当空的白昼，境况不同，而神韵颇为相似。

《斯巴达之魂》所表现出的热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是与鲁迅早期向往拜伦、雪莱、斐多菲、普希金等爱国主义的浪漫主义诗人分不开的。在《摩罗诗力说》这篇辉煌的论文中，作者用大量篇幅介绍了这些“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人的事迹，目的是希望当时的中国也能产生出象拜伦这样的战士，反抗旧的强暴势力，用自己的力量赢得祖国的新生。

由此可见，早在写作《斯巴达之魂》的一九零三年，鲁迅就站在反帝爱国的民主主义立场上，以文艺为战斗武器，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的行列中，表现了一个精神战士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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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斯巴达之魂》与《怀旧》(2)

二

另一篇用文言写作的短篇小说《怀旧》，完成于一九一一年冬，发表在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小说月报》四卷一号上，署名周逴。这篇作品原来没有题目，《怀旧》是周作人加的篇名，并由他寄给了《小说月报》。当时《小说月报》的负责编辑恽铁樵对作品大为赞赏，不仅加了批语，还赠送了几本小说作为奖品。

作品以辛亥革命前夜的社会生活作为背景来展开故事，在动荡不安的现实中刻画了各阶层人物不同的性格、心理。作品的情节很简单：呆头呆脑的土财主金耀宗，从何墟三大人处得知“长毛”（即革命军）要到来的消息，十分惶恐，急忙找他的帮闲文人秃先生（仰圣先生）商量对策。他们一方面准备“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另一方面又迁避家眷，以防万一。而下层群众呢？却对革命军即将到来的消息无动于衷。真正欢迎“长毛”的却是一个不满封建教育的儿童，因为“长毛”来了可吓走“秃先生”，从此可以免除死记硬背“子曰诗云”之苦。正当土财主惶惶不可终日之际，却传来了可靠消息：何墟来的不是“长毛”，而是数十个“难民”。大家吃了一场虚惊，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这篇作品的构思新颖。它用第一人称手法，通过一个九岁孩子的天真的眼光和心理活动，将现实生活的几个片断联缀起来，反应出辛亥革命前夜农村乡镇各阶层对革命所抱的不同的态度。我们知道，在此之前我国传统小说大多采取第三人称的表现形式。传奇、话本以至《聊斋志异》等无不如此。而第一人称，尤其是通过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孩子的眼光、心理来反映社会人生的面貌，对当时的中国读者来说，无疑地感到十分新鲜有趣。

在艺术方法上，《怀旧》与《斯巴达之魂》不同，它不是运用浪漫主义方法，而是用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它很少有热烈奔放的激情和惊人的情节，而大多是冷静的叙述和客观精确的描写。它的人物不是传奇式的英雄，而是平凡生活中的普通人。应当指出，作品中的几个人物是勾画得相当成功的。其中“仰圣先生”和土财主金耀宗的形象更为突出。“仰圣先生”是一个头上无毛的“秃”先生，作者借九岁学童“我”的眼光、心理将这个乡镇腐儒的外貌、神情写得微妙微肖：

“先生又近视，故唇儿触书，作欲啮状。人常咎吾顽，谓读不半卷，篇页便大零落；不知此咻咻然之鼻息，日吹拂是，纸能弗破烂，字能弗漫漶耶！予纵极顽，亦何至此极耶！秃先生曰：‘孔夫子说，我到六十便儿顺；耳是耳朵。到七十便从心而欲，不逾这个矩了。……’余都不知解，字为鼻影所遮，余亦不之见，但见《论语》之上，载先生秃头，烂然有光，可照我面目；特颇模糊臃肿，远不如后圃古池之明晰耳。

先生讲书久，战其膝，又大点其头，似自有深趣。予则大不耐，盖头光虽奇，久观亦自厌倦，势胡能久”。

这一段描叙极尽讽刺之能事，不亚于《儒林外史》。

另一人物土财主金耀宗的形象也极为丑陋可笑：“耀宗金氏，居左邻，拥巨资；而敝衣破履，日日食菜，而黄肿如秋茄”。不仅如此，“彼人自幼到长，但居父母膝下如囚人，不出而交际，故识语殊聊聊。如语及米，则竟曰米，不可别粳糯；语及鱼，则竟曰鱼，不可分鲂鲤。……”其孤陋寡闻，呆头呆脑，由此可见。

这样一个呆地主却得到仰圣先生的敬重。作者通过秃先生与金耀宗的关系，进一步揭露仰圣先生的虚伪、世故、奸猾。所谓“仰圣”，实则“仰财”。仆妇王翁、李媪都看不起金耀宗，独“仰圣”先生特敬重他，何故？因金耀宗“拥巨资”，是大财主。除“仰财”外，秃先生还“仰势”：“先生之仰三大人也，甚于圣”。可见，秃先生名为“仰圣”，实为“仰财”、“仰势”，是一趋炎附势的小人。

作品对金耀宗、秃先生既害怕革命，又企图投机革命的卑劣心理，描写得也很出色。

《怀旧》不仅深刻地揭露了上流社会人物的种种丑态，而且也逼真地写出了下层劳动人民的善良、朴实的品质以及愚昧、麻木的精神状态，传闻中的革命风暴使金耀宗、秃先生张皇失措，急忙商讨对策。但是身为下层劳动群众的王翁、李媪对此却无动于衷，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热情，他们照常吃饭、纳凉，仍继续大讲“长毛”杀人的故事。作者在这里插入了王翁讲“长毛”杀赵五叔的故事这一情节，是发人深思的。赵五叔是一个看门人，主人说“长毛”要来了，叫他逃命。他却说：主人走了，这个家无人看守，我不看家，不是为强盗所占去了吗？后来“长毛”来了。“长毛”叩门的时候，赵五叔不仅坚决不开门，而且大声斥责“长毛”：“主人不在家，你们想闯进来抢东西吗？”于是，“长毛”破门而入，杀了赵五叔。

毫无疑问，故事中赵五叔是一个愚昧、麻木的奴隶。讲故事的王翁对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无动于衷，却津津乐道“长毛”杀人的故事，也很有点麻木。那么，听故事的广大群众呢？当讲到“长毛”将赵五叔的头扔到吴婆怀中时，一个个“目亦益瞠，口亦益张”，也是愚昧、麻木的一群。

故事中的人、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都显示出愚昧、麻木的精神状态，可见广大群众对革命运动的冷漠、隔阂，他们是革命的旁观者。

地主豪绅、帮闲文人害怕革命、投机革命；人民群众不理解革命，也不欢迎革命，这就是辛亥革命前夜的社会现实。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怀旧》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面镜子，它照出了上层人物和下层群众的脸相。

如果说《斯巴达之魂》是一出动人心弦的壮美的悲剧，那么，《怀旧》便是一出令人忍俊不禁的讽刺喜剧。《斯巴达之魂》是将涘烈娜等爱国英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怀旧》则是将金耀宗等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如果说从《斯巴达之魂》中，可以明显感觉到古典诗词及《红楼梦》的某些影响，那么，从《怀旧》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儒林外史》对作者创作的某些启示。《怀旧》通篇充满《儒林外史》式的喜剧性，金耀宗、秃先生在气质上与《儒林外史》中的某些人物是一脉相承的。

《斯巴达之魂》是以浪漫主义为主调，其中不乏现实主义因素；《怀旧》是以现实主义为主调，但某些情节却富有传奇色彩（如对“长毛”的描叙）。从《斯巴达之魂》开始的浪漫主义同《怀旧》开始的现实主义，为鲁迅小说创作方法的多样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斯巴达之魂》中浓郁的抒情色彩、感人的悲剧气氛和《怀旧》中冷静的剖析以及喜剧性的讽刺笔调也初步显露出鲁迅创作的艺术风格。虽然，这两部作品只能说是试笔，但它们却起了可贵的铺路石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