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讲 将历史与现实融为一炉
除《铸剑》和《起死》外,《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是采取“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起来的写法。作者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选择某些与当前现实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人物和事件,组成作品的主要情节,同时,较多的揉进某些现实生活的内容,将“故”事作一番“新”编,创造出一种特殊的“融古今于一炉”的文学样式。它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有小说的情节故事、典型人物,又有杂文的犀利、泼辣。《理水》可说是这一类作品的代表。
《理水》写的是距今约四千年前,我国古代的英雄人物大禹治水的故事。它不同于《起死》,不仅主要人物在历史上实有其人,而且大禹治水这一主要情节线索也有充分的史料依据,并非“信口开河”。在我国古籍中,禹的故事最早见于《尚书·舜典》、《尚书·益稷》等篇。后来,《论语·泰伯》、《庄子·天下》、《孟子·滕文公上》、《列子·杨朱》等篇中也有所记载。但比较集中而详细地记述禹的生平事迹的是《史记·夏本纪》。因此,《理水》是从大量的史料出发,将禹作为历史上的主要英雄来赞颂的。禹的治水事迹没有虚构,可说是“博考文献,言必有据”。
但是,《理水》又不同于《铸剑》,它虽然有充分的史料依据却不是史料的“铺排”,而是在史料的基础上揉进了大量的现实生活内容,使作品显示出与一般历史小说不同的特色。这在第一二两章中尤为突出。在禹正式出场之前,作者用相当大的篇幅描写了“文化山”上一群卑劣无聊的名流学者及搜刮民脂民膏的反动官员的活动。
作品中所描写的“文化山”上的那一群学者,在现实生活中是有模特儿的,他们的言行都有充分的现实依据。鲁迅一向憎恶那些鄙视劳动人民,有意无意向统治者献媚的文人,因此,在创作《理水》时,信手拈来地将他们揉进作品中,作为禹的主要对立面来加以辛辣的嘲讽。这些现实生活中实有的人和事,一进入作品,便成为某一种社会典型,并不一定专指某一个特定的人物。同样的,那“两位”考察水灾的大员,也是现实生活中国民党反动官僚的缩影。1931年全国十来个省遭受水灾,国民党大员们即是如此乘水灾之机,敲诈勒索,鱼肉人民,大发国难财的。作者将这些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巧妙地揉进作品中,融古今于一炉,不仅使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战斗性,而且强化了作品的喜剧因素,形成一种特有的艺术风格。
因此,《理水》的创作,就主要人物禹的事迹来说,可谓“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而就某些次要人物和情节来说,它又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甚而至于是“信口开合”了。
《理水》作于1935年11月。在此之前的1934年9月25日,作者写了一篇著名的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其中有一段话意味深长,我认为可以作为我们理解作者创作《理水》及大禹这一形象的依据: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地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
在写作《理水》的一个月后,1935年12月5日,在《亥年残秋偶作》一诗中,作者开头写了这样两句:“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这两句诗又可以作为我们理解《理水》创作的时代背景的一条线索。
“秋肃”,字面上是指秋天草木凋残的一派肃杀、衰败景象,实际上是暗喻祖国已面临危急存亡的关头。从1935年前后的具体情况看,至少有这样两件大事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们东北,逐步进逼华北,欲灭亡中国的严重情况下,蒋介石反动集团却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投降政策,而当时某些名流学者更提出了变北平为不设防的“文化城”的主张,而这些正迎合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需要,加速了日寇的侵略步伐;一是三十年代初连年遍及半个中国的水灾。国民党反动政权只知道搜刮民脂民膏,不顾人民死活,以致江洒堤坝年久失修,连年发生决堤事件。仅1931年夏长江、淮河流域八省的严重水灾,受灾人口即近一亿。接着是1933年黄河的决口,人民死伤无以统计。国民党反动官僚不仅不救民于水火中,反而乘机大发国难财,将赈济灾民的捐款中饱私囊,进一步加速了中华民族的衰败。
《理水》的创作正处在这一“秋肃”的背景下,写的又是四千年前的一场遍及全国的大水灾,以古愚今,由今及古,古今对照,感概万端。因此,作者在热烈歌颂古代中国的脊梁——大禹时,不能不愤慨地揭露、鞭打现实社会中那些没有脊梁骨的东西们。
因此,题为《理水》,作者却没有用很多篇幅去描写禹如何治水的详细过程,而是围绕着大禹治水的一系列斗争,着眼于禹的精神和品质的歌颂,及对形形色色的反面人物的揭露批判上,以达到借古讽今的目的。
作品共分四章,禹的正式出场是在第三章,第一二章可说是对禹出场前的铺垫,其中揉进去了大量的现实生活内容。
在禹尚未到来之前,便遭到了“文化山”上的一群帮闲的“学者”们的反对。这些无聊的文人,在国难当头,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时,却悠闲自在,大发谬论。他们有的从为统治者辩护的优生学的荒谬观点出发,认为“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所以,鲧不成功,他的儿子禹一定也不会成功,因为禹人是生不出聪明人来的!”有的从自欺欺人的考据出发,煞费苦心抹杀禹的存在,说什么“简直不相信世界上真有这个禹”,因为“禹是一条虫”,并由此写出了一篇洋洋大文,以证明禹的“乌有”。于是,“学者”们与一个“乡下人”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禹是人还是虫的论争。针对鸟头先生的谬论,聪明的“乡下人”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作了有理有据的批驳:“您叫鸟头先生,莫非真是一个鸟儿的头,并不是人吗?”这一着将得鸟头先生面红耳赤,气急败坏地威吓说要进行“法律解决”。
御用的文人学者们反对禹、否定禹,代表广大劳动群众的“乡下人”肯定禹、拥护禹,两个阵线,旗帜鲜明。究竟世界上是否存在禹,禹是人还是虫的论战,为禹的出现作了第一次有力的铺垫。它表明:中国古代的英雄大禹,是属于人民的。
第二章开始后,禹是人是虫的问题解决了,禹确有其人,“正是鲧的儿子,也确是简放了水利大臣,三年之前,已从冀州启节,不久就来到这里了。”人们充满着希望,看来禹要正式出场了。但来的却“并非禹自己”,而是两位昏聩无能的“考察的专员”,这是对禹出场的第二次铺垫。作者对这两位大员的描写是意味深长的。“专员”虽非水利大臣,但却官气十足,派头不小。人虽只有“两位”,却乘了“一大阵独木大舟”,威风凛凛,浩浩荡荡,使黎民百姓望而生畏。有一个人“迥避得太慢一点了,吃了一下官兵的飞石”,头上立即起了一个大疙瘩。且看下面的阵势:
“每只船上有二十名官兵打桨,三十名官兵持矛,前后都是旗帜;刚靠山顶,绅士们和学者们已在岸上恭迎,过了大半天,这才从最大的船里,有两位中年的胖胖的大员出现,约略二十个穿虎皮的武士簇拥着,和迎接的人们同到最高巅的石屋里去了。”
千百万灾民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两位”水利局专员到灾区“考察”却如此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大讲排场。不仅如此,他们到达灾区后,并不体恤民众疾苦,却高高在上与“文化山”上的学者们胡混了一天。“第二天,说是因为路上劳顿,不办公,也不见客;第三天是学者们公请在最高峰上赏偃盖古松,下半天又同往山后钓黄鳝,一直玩到黄昏。第四天,说是因为考察劳顿了,不办公,也不见客;第五天午后,就传见下民的代表。”所谓“下民的代表”,其实却是一个谄上欺下、“安分守己”的奴才,主子和奴才一唱一和,如此这般地“考察”一番之后,便回到京都。可水利局的同事们,却在局里大摆筵宴,替他们接风:
“这一天真是车水马龙,不到黄昏时候,主客就全都到齐了,院子里却已经点起庭燎来,鼎中的牛肉香,一直透到门外虎贲的鼻子跟前,大家就一齐咽口水。酒过三巡,大员们就讲了一些水乡沿途的风景,芦花似雪,泥水如金,黄膳膏腴,青苔溜滑……等等。微醉之后,才取出大家采集了来的民食来,都装着细巧的木匣子,盖上写着文字,有的是伏羲八卦体,有的是仓颉鬼哭体,大家就先来赏鉴这些字,争论得几乎打架之后,才决定以写着‘国泰民安’的一块为第一,因为不但文字质朴难识,有上古厚淳之风,而且立言也很得体,可以宣付史馆的。
……”
上述这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学者与官僚的形象同被洪水围困的广大灾民形成强烈对照:在“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的严重情况下,舜爷的百姓有的“挤在露出水面的山顶上,有的捆在树顶,有的坐着木排”。他们吃的“榆叶和海苔”,喝的是黄土的泥水,时间一去便“弄出数不清的病人来”。
通过对比,揭示出他们养尊处优、鱼肉人民、作威作福、顽固腐朽的丑恶本质。
不仅如此,这些学者、官僚们卑劣可耻的脸相同大禹的形象又构成另一个鲜明对比,通过对照,反衬出禹的纯朴、无私、深入实际,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崇高品质。禹的正式出场是写得有声有色的、闪闪发光的。正当水利局的官员们为考察大员回京大摆筵宴饮酒接风的时候,却只见:
“局外面也起了一阵喧嚷。一群乞丐似的大汉,面目漆黑,衣服破旧,竟冲破了断绝交通的界限,闯到局里来了。……”
“这一吓,把大家的酒意都吓退了,沙沙的一阵衣裳声,立刻都退在下面。禹便一径跨到席上,在上面坐下,大约是大模大样,或者生了鹤膝风罢,并不屈膝而坐,却伸开了两脚,把大脚底对着大员们,又不穿袜子,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随员们就分坐在他的左右。”
寥寥几笔,一个风尘仆仆,为千百万群众日夜奔忙、操劳的平民领袖的形象栩栩如生地矗立在人们面前。他的风采,他的威严,使群丑大惊失色,面面相觑。在长途跋涉之后,他不顾旅途的劳顿,急匆匆真奔水利局,此刻他最关心的只是一件事——及时汇集考察情况,尽快拿出治水的方案来,以救民于水火之中。所以,他一坐定,劈头就问大家“查得怎样?”他对那一群“大员”的胡诌非常反感,从心里骂他们“放他妈的屁!”他深深地知道这些无聊的东西是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来的,于是便直截了当地端出了自己的治水方案:“我经过查考,知道先前的方法:‘湮’确是错误了,以后应该用‘导’!……”禹所提出的改革方案,使大员们大为震惊:有的人显出“死色”,有的人吓得几乎“生了病”,有的人满怀“愤激”,终于对禹发动了一场围攻。有人将禹的方案斥为异端邪说:“这是蚩尤的法子!”有人用“孝道”来压他“收回成命”:“湮是老大人的成法。‘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有人劝他干父之蛊:“‘照着家法,挽回家声’”;有人鼓吹“湮是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好法子”等等。禹却镇定自若,力排众议,胸有成竹地说:“我知道的。有人说我的爸爸变了黄熊,也有人说他变了三足鳖,也有人说我在求名,图利。说就是了。我要说的是我查了山泽的情形,征了百姓的意见,已经看透实情,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非‘导’不可!这些同事也都和我同意的。”于是,“他举手向两旁一指。白须发的,花须发的,小白脸的,胖而流着油汗的,胖而不流油汗的官员们,跟着他的指头看过去,只见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不动,不言,不笑,像铁铸的一样。”
在禹的坚如钢铁般的决心,和禹的“像铁铸”般的一排同事面前,大员们理屈词穷,无可奈何。
这一段描写不仅突出了禹作为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平民领袖的形象,而且更重要的是突出了他作为一个敢于摒弃成法,大胆革新的伟大改革者的形象。作品告诉我们: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既大胆又切合实际的改革方案;在实践中练出一批如铁铸般的改革队伍;领导者不可动摇的决心和信心,公而忘私、艰苦奋斗的品质等,是改“湮”为“导”这一革新方案获得成功的根本保证。而这些对于后者的改革不可能没有借鉴的意义。
从整个作品看来,作者是在层层铺垫的基础上,从正反的鲜明对比中,通过场面描写,用白描手法勾画出禹的高大形象。至于禹将个人置之度外,数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过程,则是通过禹太太闯水利局的一段插曲及禹后来的追叙交代出来的。禹太太虽是一个昙花一现的人物,但却从另一角度对禹的形象作了有力的烘托。
作者对禹治水的过程虽然只是作了三言两语的交代,但是当禹改“湮”为“导”终于取得治水的伟大胜利班师回朝时,作者将那普天同庆的欢乐气氛却烘托得有声有色:
“禹要回京的消息,原已传布得很久了,每天总有一群人站在关口,看可有他的仪仗的到来。并没有。然而消息却愈传愈紧,也好像愈真。一个半阴半晴的上午,他终于在百姓们的万头攒动之间,进了冀州的帝都了。前面并没有仪仗,不过一大批乞丐似的随员。临末是一个粗手粗脚的大汉,黑舜爷所赐的‘玄圭’,连声说道‘借光,借光,让一让,让一让’,从人丛中挤进皇宫里去了。
百姓们就在宫门外欢呼,议论,声音正好像浙水的涛声一样。”
这一段文字,一方面揭示出禹在治水取得胜利后,有大功而不居功的朴实谦逊的品德;另一方面,通过人民群众对他翘首相望,万头攒动等盛大热烈场面的描写,进一步显示出禹是真正属于人民的。它与前面学者们否定禹的存在,大员们竭力反对禹的改革主张恰成一个强烈对比,不仅使作品结构上首尾呼应,严密完整,而且也大大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显示出它深远的社会历史意义。
从作者的创作意图来看,禹这一高大的英雄形象自然是作为“中国的脊梁”来刻画的。无疑的,它是对古代“为民请命”的“脊梁”的热情颂歌。但从现实情况看,它又是有所寄托的。正如作者所说:“这一类的人,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不过,由于反动统治的摧残、消灭、禁锢,不为广大群众所知罢了。因此,对古代大禹的描绘,寄托着作者对今天“中国的脊梁”的赞颂这一点也是不容置疑的。但我们没有必要去实指禹的形象究竟隐喻现实现实斗争中哪一位人民革命的领袖人物,如苏联学者波兹涅也娃所作的那样①。因为这样难免穿凿附会,表面看起来似乎提高了作品的思想价值,实质上却恰恰相反,往往缩小了作品的意义。
与《补天》、《铸剑》等比起来,《理水》中揉进去了大量的现代生活细节,其所占的篇幅几乎将近一半。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它不是古人古事的现代化,而是今人今事的巧妙穿插,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古今交融”。它是史料、传说与现实的巧妙融合。至于这种写法的利弊得失,后面我们将会论及,此处不赘。
作品内容的古今交融,人物刻画的正反对比、铺垫烘托,创作方法上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是《理水》的重要特色。这些特色小说突破了一般历史小说的框架,再一次显示出作者艺术创作上的独特性。
①苏联汉学家波兹涅也娃曾认为《非攻》和《理水》中的两个伟大历史人物形象就是隐喻当时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及其所领导的红军。见丁易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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